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第2/17页）

宋子文既非“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一个已经吓破了胆但又有利用价值的“贵族”。他已于3月底离开了武汉，那些担心这位财政部部长会同情保守派的“左”派人士聚集在他的门前举行抗议，并在大街上围攻他。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前两天来到上海，专程来报道蒋介石夺权的新闻，子文向他讲述了自己对这段经历的感受。

他（子文）对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都感到紧张和害怕……密集的人群让他感到害怕，工人骚乱和罢工也让他感到不舒服。一想到富人可能遭到抢掠，他就充满警惕。在汉口的一次罢工中，他的汽车被一群暴徒围住，一扇车窗也被打碎了。当然，他很快就被手下的护卫救出，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从此以后他便发自内心地不喜欢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尽管他对自己的理想仍心怀忠诚之心，但这种对群众运动的恐惧心态在他大部分政治生涯中都一直存在，并最终把他推到了反革命的阵营当中。

在霭龄和孔祥熙位于西爱咸斯路的家中，蒋介石了解到了子文害怕群众集会的这种心理。蒋介石曾在这栋房子里千方百计地追求宋美龄。通过与杜月笙的关系，蒋介石骗得了霭龄和孔祥熙的好感，现在他俩都已经成了蒋介石这一派的人。

蒋介石和宋美龄第一次见面时，美龄已经订婚，所以不太搭理别人。无论如何，当时的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从浙江走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暴发户，一个盐商的儿子，一个有着青帮背景并且在上海和广州流连于花街柳巷的粗鲁军人。不过她还是同意蒋介石可以给她写信，从那以后蒋介石便开始书信不断。现在，这个暴发户已经变成了“宁波的拿破仑”。

1927年春，去孔家做客的人经常能在那里遇到蒋介石，不过陪他的人是霭龄和孔祥熙。蒋介石和美龄从没有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不过有传言说，这位年轻将军征服的不仅仅是上海这一片领地。

孔氏夫妇每次都催着蒋介石去说服子文。他们利用子文那摇摆不定的自由派思想使劲吓唬他。子文每次去西爱咸斯路的孔家，或者到美龄和宋夫人住的位于西摩路的家里，都要被洗脑一番。他情愿待在庆龄位于莫里哀路的那栋空荡荡的房子里，避开霭龄的阴谋诡计。了解到青帮刺客一直在监视这栋房屋，子文感到非常紧张。与此同时，霭龄和蒋介石也在不断向他施压，迫使他屈服。这就像是一个不愿意结交的伙伴，偏偏却不断向他示好，结果就是让他的自尊慢慢消解。蒋介石的部队喜欢把年轻女孩的内脏掏出来，在她们还有知觉的情况下，把肠子绕在她们赤裸的身体上，子文可不是这个军人的对手。

就在蒋介石一边追求宋家小妹，一边威胁宋家小弟的时候，庆龄仍在600英里之外位于长江边上的武汉，远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外。记者希恩赶到武汉去看望庆龄。尽管外界人士普遍认为武汉是一个充满政治妄想、革命者和“左”派流氓的地方，但希恩发现这里相当和平。“我发现的最接近国际事件的一件事，”他说，“是看到一个醉酒的美国水手想到陈友仁先生家的花园里去摘花。”

武汉本身就是一朵奇异的花朵，盛开在“一战”后全球性的悲观失望之中。在西方国家，各种美好的期望已经土崩瓦解，理想主义在节节败退，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一点儿希望，就连共产主义者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不断自我分裂。然而，在这个位于长江边上的工业城市里却充满了革命的希望，以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代表团不断前来参观学习。

在这朵奇异之花的生长地，希恩找到了庆龄。她就像一台种子运送机，用革命将自己跟已故的孙文联系在了一起。

我听说了大量与她有关的事情，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胡说八道。美国报纸对她的报道让人难以理解。根据那些报纸的报道，孙夫人是“中国的圣女贞德”，她是中国“娘子军”的领袖，她是这样、那样或其他样的人物，具体是什么样子，全凭报社记者们的臆想随意描写。有人甚至说她曾率领军队参加战斗，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以致连生活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都信以为真。在上海，这种奇怪而又可笑的传言又被添加了一些更有冒犯性的谎言，以攻击她的人格和行为动机——这是通商口岸城市最爱采用的一种政论手法。虽然我很理智，不会去相信其中大部分的故事，但这么多的故事叠加到一起肯定还是会给我留下一些印象，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即将遇到的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然而，跟我面对面在一起的却是一位天真烂漫、雅致迷人的女性……她的仪态如此自然，完全可以称得上“庄重”二字。我们经常可以在欧洲王室的王子或公主等人（尤其是那些年长一些的）身上看到这种仪态。不过，他们身上的那份庄重很显然是毕生训练的结果。孙夫人的那种庄重却是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固有的气质，它是内在的流露，而不是像铠甲一样强加在身上。同时她还具有罕见的道德勇气，即使在危难时刻依然坚定不移。她对孙逸仙以及自己认为应该承担的责任的忠诚能够经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家人的愤怒以及世人的诽谤、中伤都无法让她向自己认为错误的事业屈服。与记者们说她在外表上看起来像圣女贞德的描述相比，她更像是真实意义上的圣女……在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破坏的时候……那些将军和演说家们一哄而散，有的投降，有的逃走，有的从此闭口不言。唯一一个没有被压垮、不甘保持沉默的革命者就是孙逸仙的这位身材纤弱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