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的革命

摇滚革命的兴起有好几种解释：战后世代衣食无虞，生活太无聊，社会要他们服膺同样的生活风格、思想与外表，让他们感到窒息。摇滚乐也是在挑战种族隔离，那不只是种族问题，还有“流行乐”（白人）与“种族音乐”（白人以外的人）的分别。历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滋养，摇滚这种反文化遍及各地，诉求反战与社会正义的政治运动因而更加有活力。

摇滚革命也有单纯、表面上较不“政治”的那一面：“观众”也在反抗自己的既定角色。回顾庆典的历史，群众的角色发生极大的变化，以前他们在庆典的参与度很高，但在现代大型集会中只能当被动的观众。早在两百年前，观众就已经被成功地驯服了。在十七、十八世纪之间的法国或英国，看戏的观众可以大声吵闹、评论，打断舞台上的演出，还可以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甚至坐在舞台正中央。到了十八世纪末，贵族对于艺术空间的想法变了，于是发明了保留席。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说：“他们把剧院变得死气沉沉，再也听不到后排的人对舞台叫嚣，也不能站着看戏、边看边吃东西。剧院的寂静浇熄了看戏的愉悦。”[9]

新规定下的观众，除了偶尔拍拍手，看表演时完全不可以有任何动作，这种禁令还影响到音乐表演。十九世纪以来，观众都得乖乖坐着，于是西方各种音乐演出的效果大打折扣。在军队游行中，军乐队的演奏最具有感染力了，行进的士兵也会沉醉其中，与节奏合而为一，但观众要守规矩——就像观赏静态展览一样，稳稳地站着，除非为了看得更清楚而变换姿势，否则尽量不要有任何动作。大多数的音乐表演都移驾到音乐厅，在这些地方，观众必须安静坐着，尽量不做出任何动作。即使是微微地随音乐律动——用脚打拍子或点头，也会吵到旁边的人，观众只好学会僵着听音乐。

不过，观众可要费一番心力，才能静止地观赏，尤其是充满节奏感的表演。第一章提过，近年来神经科学家发现，当我们察觉到旁人的动作时，神经网络的运作机制会致使我们做一样的动作。[10]看到别人行进、跳舞，吹奏萨克斯风时身体摆动或者手跟着交响乐的旋律比划时，我们都会想做一样的动作。婴儿自然而然会模仿其他人的动作。然而随着年纪增长，我们却克制自己模仿的冲动，变成守规矩的大人。不随着音乐打拍或摇头晃脑，并不代表我们心如止水。我们正忙着无声地压抑自己、控制自己的肢体动作。

有些人赞扬摇滚乐解放了性压抑，也有人责怪它造成性泛滥。诚如有位作家所言，他认为摇滚乐“解放了性压抑的世代”。[11]相对于中产阶级白人的“主流”价值观，摇滚乐传达的性观念更开放，更具黑人色彩。无疑，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白人的性观念是受到压抑的，恐同就不用说了，他们在异性恋世界里也是畏畏缩缩。摇滚革命肯定在许多方面与性有关，不说别的，女孩们就抵挡不了明星的魅力。不管是工人出身、“粗俗”的猫王，或是诙谐、略带阴柔的披头士，都给人带来浪漫的爱情想象，远超过和穿着卡其衣、每颗钮扣都扣上的白人男子在车里拥吻。除了性压抑外，摇滚乐还要反抗更多事。整体来说，二十世纪的主流文化对肢体动作有诸多限制，不管它们是否为性暗示。

以娱乐为例，最为普遍的是坐着看电视或电影。就算有“嘉年华”，也只有投掷东西的游戏，没有跳舞、体育一类的活动。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嘉年华或博览会中，所有娱乐都由机器代步，参加者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乖乖坐好，让云霄飞车和摩天轮载他们在既定的路线上移动。在清教传统主导下，信徒礼拜时也一样久坐不动，唯一的活动就是唱圣歌。当然还是有人跳舞，摇滚乐进入白人文化前，众人跳着交际舞——高雅的华尔兹和狐步，小团体或个人能互动、交换舞伴。住宅逐渐移往郊区，汽车越来越普及，人们也越来越少悠闲散步了。不过当时没人留意到，长期下来，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会造成肥胖与健康等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体育活动仍然是展现肢体的最佳场合，特别是运动员与啦啦队。但参加者还是以观众占多数，他们站在校园的露天看台上，看到好球时欢呼一下，但其他时间只能静静观赏。社会不鼓励人们展现肢体，特别是针对女性，学校里没有女子运动项目，就算有，通常也是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或教会举办的。为了减少女性的肢体表现，校方也会更改运动规则。例如女子篮球正式比赛时，仅能连续运球两次，也禁止穿越中线。更甚者，女性在做爱时也最好保持静止或被动。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最普遍的婚姻指南写道，女性在做爱时不应该有任何“动作”（原书加上引号，就是为了强调它多么令人厌恶）。[12]只要谈到性行为，书里就会用静态的“体位”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