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革命

受到殖民者压迫的人起而反抗、维护传统，但这不代表他们是保守分子。人类学家注意到，在殖民帝国统治下，人民反而更想发展新的、具挑衅意味的狂热宗教。我们应该把地方教派，如伏都教，当成新兴宗教，毕竟它混合了非洲与欧洲的宗教元素。许多类似的新兴宗教寿命不长，但多少都是要反对白人的统治。在殖民政权的协助下，传教士消灭了当地的宗教习俗，捣毁神殿，把小孩拉进教会学校。结果，当地人还是放弃教会，宁愿去参加“魔鬼仪式”，可想而知传教士们有多么失望。对此，人类学家大多认为，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被殖民者借由狂热的崇拜仪式，以逃避他们真实处境中的恐惧。因此，集体的狂热活动可说是一种逃避主义。

无论怎么解释，从欧洲人踏上新大陆之后，狂热的千禧年教派不断兴起，当中很多都延续到今日。在非洲，有些独立教会采纳了这种组织形式，和零星散布在美国的教派一样，结合了基督教与地方宗教元素。这些教堂经常由女性领导，“与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唱反调，信徒穿戴着白色的披肩与头饰，在鼓声伴奏下，反复吟唱。他们还强调神灵的治疗力”。[64]

以狂热仪式回应白人的征服，这个全球性的现象遍及印尼、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北美和非洲。在北美，威斯康星州北方的梅诺米尼印第安人（Menomini）在1879年创造了“梦幻之舞”，其核心仪式便是围绕着一个象征圣灵的大鼓：“敲打的节奏渐渐加快，全场气氛达到最高潮，舞者越来越兴奋，越来越狂热，感觉所有人融为一体。”[65]1860年后，原住民还兴起“神鬼之舞”，从派尤特族（Pai-ute）开始，传到夏安（Cheyenne）、肖松尼族（Shoshone）、苏族（Sioux）等部落。在这种舞蹈仪式中，核心的活动是引导众人进入出神状态：

神鬼之舞的参与者，不论男女，都会彩绘自己的身体，上头的花纹代表他们接收到的神秘讯息。众人围着一个圈圈，双手手臂靠在左右两旁的肩膀上，一跳起舞来，节奏律动便会传到每位参与者的身上，仿佛所有人合为一体。随着舞蹈进行，个人的情绪马上传递到彼此身上，众人一起进入狂喜与出神的境界。这个舞蹈通常都在晚上举行。[66]

有些原住民发动更剧烈的革命。以毛利人（Maori）为例，在英国统治下，他们原本已改信基督教，但1864年，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吼吼教（Hau-hau）。英国的拓荒者原本打算从事农耕来赚钱，但土地上却住了毛利人。英国人很不满，决定用非基督徒的方式对付毛利人，把他们从村庄里赶走，上千人因此流落在外、饥饿而死。毛利人拿起武器反击白人，还集体脱离教会。他们一起投入新的吼吼教，它结合传统信仰与一些传教士的教诲，唱的歌曲则“掺杂着希伯来语、英语、德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同样地，它的核心仪式也是舞蹈。意大利的民族志学者维托里奥·兰泰尔纳里（Vittorio Lanternari）写道：“为了让参与的人达到狂热的状态，所以要一起跳舞。”[67]想入教的新人得先围在圣柱附近：

天气炎热，新人们非常紧张，信徒的喊叫声与舞者急切的步伐声反复回荡，他们渐渐被催眠了。众人抬起他们的身体，接着往空中抛去，直到他们失去意识。他们醒过来后，便有资格入教，立即加入打击英国人的行列。[68]

在那几十年中，许多人类学家和学者都不愿深入研究这些仪式，甚至对此感到厌恶。毕竟，跟传言不同，围成圈跳舞不能让人枪炮不侵，也不能使殖民者乖乖坐上船离开。从典型欧洲观点来看，这些都是“非理性”的行为，恐怕都是心理疾病。[69]人类学家露西·梅尔（Lucy Mair）发现，千禧年的狂热教派的脑中充满“幻想”，常常会“歇斯底里”，这些都是心理疾病患者常见的症状。[70]兰泰尔纳里比较有同情心，但他也认为，被殖民者的狂热教派是“集体性的精神病”，是“逃避的工具”。[71]当代社会学家布莱恩·威尔逊（Bryan Wilson）讲得更不客气：

货物崇拜（Cargo Cults）等落后民族的行为，常伴随观察者所谓的歇斯底里与疯狂状态出现。无疑，某些环境可以引发这些反应，但我们无法说这些不是自发的举动……顺道一提，从社会学来看，这些举动实际上唯一可以带来的救赎，是精神上的安慰。[72]

但需要心理学家来解释的，不是“落后民族”的仪式，而是这种自鸣得意的欧洲传统论调。毕竟，对于中世纪的嘉年华暴徒来说，被殖民者叛逆的舞蹈仪式并不奇怪。附带一提，十六世纪德国的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本来能在明斯特街上得意洋洋地跳舞，后来却被“正宗的”新教徒制止。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西方人对革命概念的认知有极大的转变。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就跟十九世纪全球的被殖民者一样，认为革命是一种骤然巨变，从社会底层发起，目标是废除可恨的阶级，“把世界颠倒过来”。宗教改革后，欧洲专制君主拥有庞大的军队和警察机关，发动革命变成非常吃力的工作，需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同样地，任何人要发动战争，则需要有纪律的士兵与战前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