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解药（第2/3页）

又一个世纪后，伟大的资本主义预言家亚当·斯密也推广庆典与艺术活动，认为它们能缓解忧郁：

只要不导致社会反感或产生猥亵行为，国家应该放宽限制，鼓励相关从业者以绘画、诗歌、音乐、舞蹈……来娱乐大众。这么一来，我们就能轻易驱除大多数人民的忧郁情绪。[65]

伯顿、布朗、亚当·斯密都把庆典当成忧郁的解药，不论他们是出于猜测、怀旧还是个人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发现了重要的事。不过，就我所知，当今还没有人试着把庆典活动当成治疗忧郁的良方，尽管今日的临床医学应该能做出相关的实验。然而，有大量的证据指出，不论是单纯的庆典乃至于狂喜仪式，团体活动在许多文化中都被当作舒缓、治疗忧郁症的方法。在将近两千年前，希腊音乐学家亚里斯泰迪斯·昆体良（Aristides Quintilianus）就观察到：“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生活境况与不幸的遭遇会带给他们焦虑与忧郁。酒神庆典的目的，就是借由快乐好玩的活动，让旋律与舞蹈将焦虑一扫而空。”[66]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作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本身也是忧郁症患者，他也建议大家多运动、多听音乐与改变饮食习惯。[67]

非西方民族的狂喜仪式通常有宗教与治疗的功能（虽然我们不大确定这两种功能是否彼此不相关），这两种功能对治的，应该就是我们现今的忧郁症。以几个差异较大的文化为例。有位民族志学者参与过非洲人的狂喜仪式，他说：“卡拉哈里沙漠的库恩族利用夜晚的狂热舞蹈治疗各种西方人所谓的生理、心理、情绪、社会与精神疾病。”[68]相对于库恩部落，遥远的北方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摩洛哥，他们的仪式包括音乐、舞蹈和出神状态，可以用来治疗“瘫痪、哑巴、突发性失明、重度忧郁、心悸、麻痹以及着魔”。[69]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基督教国家乌干达，残忍的游击组织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控制了许多儿童，导致他们内心受创、封闭自我，团体舞蹈有助于他们复健。[70]

在意大利的民俗传统中，也有人用公开庆典来治疗忧郁症。在第四章提到，塔朗图拉蜘蛛曾被当成是煽动舞蹈狂热的元凶。还有人认为，被蜘蛛咬到就会出现忧郁倾向，根据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赫克尔的说法，唯一的解药就是跳舞，最好是在户外跳上几天。他指出，伴随着适合的乐器伴奏，被咬伤的人“像被施了魔法般睁开双眼，一开始慢慢摆动，随着音乐节奏加快，逐渐转为充满热情的舞蹈”。这些活动救了他们——不过只维持一阵子，一年后，整个村子又到处都是生病的人，“人人心情低落、愤世嫉俗，直到又有了音乐和舞蹈，他们才一扫忧郁”。[71]之前提过，这种具有疗效的庆祝活动最终被认可，成为固定的季节性庆典，主要活动就是塔朗泰拉舞。

赫克尔写道，十九世纪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亚）也有类似的症状与疗法。当地人（通常是女人）容易染病，身体日渐衰弱，家人便会花钱请一组乐队，其中包括小号手、鼓手、横笛手，并且买一些酒，请当地所有的年轻男女都在病人的家里集合。他们跳舞、聚会同欢数天，病人就不药而愈。[72]在二十世纪的索马里，太太罹患西方人所谓的忧郁症（通常是因为丈夫想要娶第二任妻子）时，家人就会找来女巫师看病，如果诊断结果是被“萨灵”（sar）附身，就得召集当地女人来一起跳舞，在漫长狂喜的仪式后，病人就痊愈了。[73]刘易斯描述这些现象时强调，关键在于患者在这个过程中能得到许多物质上的好处。巫师通常会建议，要把病治好，丈夫就得送给生病的妻子很多昂贵的礼物。在我看来，刘易斯认为治疗仪式只是一个表面工具。但对相信的人来说，的确是跳舞仪式把“萨灵”驱赶走了。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信仰。

从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到二十世纪的索马里，我们不能完全从这些例子判定，庆典和舞蹈仪式真的能够治疗所谓的忧郁症，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去思考这个可能性。首先，这些仪式能够阻断患者孤立的感觉，把他们重新带回社会当中；第二，因为这些仪式鼓励人“放下自我”，也就是释放对自我的禁锢，尽管不是永久的，至少可暂时离开团体里令人不安的评论眼光，或是一向严格的上帝。在十九世纪的社会影响下，尼采跟许多人一样活得孤独又痛苦，但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狂喜疗法。在所有人都独尊“自我”的时代，他勇敢指出“个体存在的恐惧感”（the horror of individual existence)[74]。当他读到古典文学中所描述的狄俄尼索斯祭典时，心里才隐约感觉到轻松。他想象祭典上“每个人不只和自己的同伴和解，也和内在的自己和解——仿佛玛雅的面纱被撕开，只有碎片漂浮在神秘的真神面前……他觉得自己像梦中曾经看见的神仙一样，徜徉在愉悦与极喜当中”。[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