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折磨的灵魂（第2/2页）

克伦威尔所经历的心理危机与班扬非常相似。他出生在英国乡村，是清教徒名门之后，他的年少时光“狂野又愚蠢，喜爱打闹、恶作剧等没什么品味的事”。[47]二十八岁时，他得了一种病，医生诊断为“极度忧郁”，显然是过度反省自己年少所犯下的罪。他后来写信给一位堂兄，仿佛班扬说的话：“你知道我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唉，我住在黑暗里，深爱黑暗，痛恨明亮。我是首领，罪人的首领。”[48]他经历了现在所谓的“重生”后，弃绝了几项严重的罪（不大清楚是什么），但他不像班扬，还是继续享受音乐、啤酒与葡萄酒。

韦伯是否成功地连接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点仍待讨论，但他本人的生活便是实例，足以说明那两者对人的交互影响。韦伯本身是严谨的世俗思想家，养育他的母亲是加尔文教徒，她把一切享乐当成危险，要靠努力不懈地工作与自律来阻绝。韦伯的传记作者、他的妻子玛丽安说，他借由工作来“拯救”自己免于“危险的安逸生活”。玛丽安写道，十九世纪后期，韦伯还是个学生时：“他维持严格的工作守则，遵守作息时间，维持生活规律，把每天的例行公事分门别类。他的养生之道是每天晚上在房里吃一磅的生牛绞肉和四个炒蛋。”[49]结婚几个月后，他写信给妻子：“我很享受新生活的幸福感，但我不能太放纵，这种稳定感会让人松懈。”[50]

韦伯三十五岁左右，达到人人称羡的学术成就时，他却崩溃了：背痛长达数个月，双手颤抖、失眠，感到绝望且一无是处。然而对他来说，最悲惨的应该就是就此丧失工作能力。另一位传记作家试着将韦伯的症状套进弗洛伊德的模型中，把他的崩溃归因于他与父亲间的紧张关系。他父亲和他不同，是个随和又自我放纵的人。[51]从罗伯特·伯顿的角度来看，不管韦伯个人的信仰是什么，问题一定得归咎到他加尔文派的母亲身上，因此韦伯的忧郁是宗教性的。

其实不需要靠心理学，我们也能推测加尔文派和忧郁症的关系。自杀是忧郁症的重要指标之一，几世纪来也都有人详尽记录自杀率。在涂尔干的著名研究中，我们发现十九世纪新教徒（当然不只有加尔文派）的自杀率是天主教徒的两倍，这个差异不只是因为信徒居住的地区不同，在两派信徒混居的地区，自杀率的比例也相同。[52]更惊人的是，近期一项研究指出，十六世纪后期起，瑞士苏黎世州成为加尔文派的中心后，当地区民的自杀率忽然升高。这个现象我们不能解释为是社会道德崩坏，因为自杀率升高的同时，谋杀案反而减少了。加尔文派政权禁止人民从事赌博、跳舞以及各种淫乱的行为，人民也并非适应不良而自杀。历史学家夏伯嘉（R.Po-Chia Hsia）指出，许多人死后获得赞扬：“生前是光荣、敬神、熟读圣经、勤奋且沉静的基督徒。”事实上，高达百分之六十一的人都来自“坚定支持加尔文政权的家庭”。[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