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变局前之政治秩序

一、清廷政治权威之形成

长期以来，清王朝的政治权威是建立在军事镇压与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秩序基础之上的。依靠军事统治和传统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秩序，清王朝成功地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

《清史稿·兵志》中说：“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太祖高皇帝崛起东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不啻举国皆兵焉。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兵力最强。圣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为主，而辅之以绿营。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军，而以乡兵助之。文宗、穆宗先后平粤、捻，湘军初起，淮军继之，而练勇之功始著，至是兵制盖数变矣。道、咸以后，海禁大开，德宗复立海军，内江外海，与水师并行，而练军、陆军又相继以起，扰攘数年，卒酿新军之变。”[1]很明显，依靠强大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清帝国，带有明显的军事统治的性质。另外，从兵制上也体现出清廷以满洲贵族为核心，加强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广大民众统治的民族压迫色彩。

清代的正规军是八旗和绿营。八旗兵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由入关前降清明军组成的汉军八旗，共20余万人。八旗兵兵籍世袭，占有圈占的土地，不同于一般军队，是享有一定封建特权的军事集团。入关后，八旗仍沿用以旗统兵的建制，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但已不归旗主所有，而直属国家指挥调动，构成清朝军队的骨干。禁旅八旗接近10万人，负责守卫宫廷和京师。驻防八旗10多万人分布于全国各军事要地。绿营兵是入关后清政府招募和收编的汉族地主武装，以绿旗为标志，约60万人，配合驻防八旗屯戍全国各地。驻防地方的绿营兵要受驻防八旗监视、控制，绿营中的重要官职规定为满官缺，必须由满族将领担任。八旗兵的训练、装备、兵饷待遇都远比绿营兵优越。八旗和绿营正规军直接归皇帝统辖，不另设统一指挥全国军队的统帅。所有军队调防均须向皇帝奏报，各级武官的任命亦须经皇帝批准。皇帝直接通过军机处控制军队，比起历代皇朝军权更加集中。除正规军外，尚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士兵、西藏的番兵等地方武装，汉族地区则有当地招募的乡兵团练。一般战事结束，团练即告解散，并非正规军队。清中期后，八旗和绿营已经腐败虚弱，清廷主要依靠乡勇的力量来镇压人民起义，团练逐渐演变为正规的“勇营”。

虽然清政府是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事统治是其政治控制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众所周知，清王朝政治权威的建立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人们对政治态度的反映，是政治行为的基础。儒家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影响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观念形态。长期以来，儒家的政治思想对于稳定中国政治秩序，满足中国人的政治认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中国历代政治中显得尤其突出。

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在政治生活中，它关注的不是每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互助的关系；它强调个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应遵守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规范，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儒家认为，君民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一样，双方都应该自觉维持共同的礼仪秩序。对于臣民，君主应该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实行道德教化，“以政为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3]。对于君主，臣民应该像子女对待父母那样表示绝对的恭敬忠诚，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儒家这种人伦的政治思想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传统中国是个家族取向的社会，家族不仅是传统社会的基础，也是传统社会中个人一切活动的中心。个人的存在以家族的存在为前提，个人的发展也以家族的发展为目标。维持家族生存，主要是依靠伦理道德关系，所以，家族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秩序与责任分配的关系。在家族所有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父对子要仁慈，子对父要忠孝。由父子的人伦关系组成了家族，由家族的人伦关系，又组成了社会和中国人眼中的“国家”。儒家将家族的人伦关系政治化，提出了忠孝合一、家国合一的人伦政治思想，同时，儒家的这种政治思想又通过家族制度不断地社会化，从而演变成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

正是在这种浓厚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清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一方面，它继续推崇和利用儒家政治思想，任用大批汉族儒生，极力改变异族征服者的形象；另一方面，清政府又仿效秦汉以来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建立了一套更加适合自己统治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