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日双输的历史教训答《经济观察家》报记者李翔

记者：今年是甲午战争110周年，您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回顾这场战争，您认为有什么教训应该记取？

为什么中日自强、维新结果迥异

袁伟时：从1874至1945年的71年间，中日有过三次半战争：第一次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借口是1871年一些琉球人在台湾遇害。那时的台湾没有设防，中国没有反抗，算是半次战争吧。第二次就是1894（甲午）年的战争。第三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日本参与了。第四次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为序幕，延绵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八年抗战。

甲午战争之前，相对来讲，两国之间算是比较平等的。但是甲午以后这种局面就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那么大的转折，这跟两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有一些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汲取，不能够轻易忘掉。

明治维新是1868年开始，中国的自强（洋务运动）则是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逐渐开展的；同时起步，结果迥异。是上帝偏爱日本人吗？不！

第一，日本有封建制度，而我们没有。在封建制度下，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举措不对，其他方面有力量制约和纠正；不是一权独大，可以为所欲为。推翻幕府就是长州藩、萨摩藩领导下，与天皇结盟取得的。

第二，我们有科举制度，他们没有。科举制给中国的知识阶层构建了一条比较公平的上升管道；但画地为牢，限制青少年的认知范围，并将知识意识形态化，让他们戴上难以冲破的紧箍咒。这是为害千年的排斥外来思想、文化的自我封闭堡垒的基石，也是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日本没有这个沉重的包袱，他们接受外来思想、文化比我们要容易得多。明治维新开始时天皇发表的《五条誓约》就宣告：“欲行我国前所未有之变革”，“求知识于世界”。不久，就学习西方，在全国范围内建构了新式的国民教育体系，现代科学技术得以源源不断流入，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逐步展开。而中国的科举直到1905年才废除，多少中国青少年的黄金岁月都虚耗在四书五经上了！

近年流行一个说法：科举的废除把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良好制度搞掉了，内容变一变，考现代学术、文化不就行了吗？其实，废除科举后，清政府也实行过本国学堂毕业生和留学归国人员类似科举考试的制度，主要考新学，按成绩“赏给”进士、举人等头衔。可是，没有几年就受不了啦。道理很简单，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即类似后来的公务员考试。当教育逐渐普及，就业渠道多样化之后，既容纳不下那么多“候补官员”，也没有必要保留这样的独木桥。1905年宣布的过渡的办法也颇为稳妥，那些秀才、举人们年轻的重新学习，年长的尽可能安排到学堂教书等适当的工作。这个改革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有些人说废除科举，导致士绅阶层不稳定，从而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是书斋中想象出来的假问题。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商业化，士绅阶层的构成必然随着经济发展进程和商业化水平提高而变动，社会可以随着中产阶层的形成，在新的基础上稳定下来。如果这个进程不顺利，那是另有原因，与废除不废除科举无关。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酿造出来的苦果。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没有太大意义。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或李鸿章领导的淮军、北洋海军的腐败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只看到这一层还是表象，更本原因是制度。

记：以科举为基础的制度？

袁：是整个宗法专制制度。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用了将近3000万，其中挪用不少海军经费。光绪皇帝大婚用掉500万。北洋海军哪里还有足够的经费？1888年海军衙门和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后就不买军舰了。而日本海军在1888年之后接连造了一批先进的军舰，他们的速度比中国的更快、火力更强。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来解释了。

记：有没有同治中兴呢？和明治维新相差是不是很远？

袁：同治年间是1862—1874年。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1868年剿平捻军；1873年回民起义失败；同一期间，云南等地的叛乱也平定了。与此同时，一些学西方的措施也在进行。与咸丰皇帝（1851—1861）统治时烽火连天的状况相比，称之为“中兴”，也许有些道理。但是，这个年代没有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可靠的基础。这个“中兴”实在不足为训。

专制体制下面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或一个比较强的领导群体才行。但是从鸦片战争前后至大清帝国覆没，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或领导群体。在绝对专制体制下，执掌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的状况，对政府的运作影响很大。从18世纪末甚至更早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统治者，其知识构成已经不足应付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慈禧本人很狭隘，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将其中的优秀成分学到手，更谈不上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她一再打击当时比较有远见的恭亲王等人。恭亲王三次被撤职，将他的棱角全部磨掉了；甲午战皱后复出，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暮气沉沉，锐气全消，令人痛心。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足足48年，怎么有可能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