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崇祯后人：权末代的悲惨命运（第4/10页）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李自成攻占河南永宁，万安王朱采轻被捕捉，在西关被公开处死。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占南阳，杀唐王朱聿莫于麒麟岗。十二月，克禹州，徽王被杀，“其支属在禹者，凡十七家，及城陷，十七家皆及于难”。镇国将军朱翊至向皇帝汇报此事说：“阖府宗仪，屠戮大半。此受祸之极惨者也。”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破汝宁，崇王朱由樻及其世子诸王被杀于泌阳。十二月，李自成军入荆州，湘阴王朱俨尹全家皆被诛。崇祯十六年（1643年）抵兰州，执肃王朱识锗，“宗人皆死”……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过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一个新花样，“以便舆笼王沉西湖，遮其金数百车尽”。宫殿楼阁近千间，“壮丽近于皇宫”的楚王府也被付之一炬……

六

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朝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是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是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是拒不交代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据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场。万历皇帝以与民争利闻名史册，他派出大量矿使税监，四出搜刮，百姓有了灾荒，舍不得拿出钱来赈济。然而小儿子福王朱常洵大婚时，万历皇帝一下子抛出三十万两巨款；给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超过祖制规定的十倍；朱常洵“就藩”时，万历一下子赐了上等良田四万顷。有了这样巨大的财富和如此众多的特权，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官校藐法，横于洛中”，中使四出，“驾贴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在“稳定”时期，福王的权势看起来如泰山，谁都不敢触动。然而，一旦社会动荡起来，王府的高墙就如同纸糊的一样脆弱。他平日欠下百姓的一切，在战争中得到了一并清算：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福王朱常洵仓皇缒城而出，逃到城外一座破庙中潜藏，第二天被起义军抓获。这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以亲王之尊跪爬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李自成饶他不死。李自成不为所动，他当众斥责福王朱常洵：“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四十大板，打得血肉横飞之后，再一刀枭首，将头颅示众。至于那三百多斤的躯体，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灼王血，杂鹿醢尝之，名曰福禄酒”，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这一事实说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愤怒。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末期一样。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打着“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也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

末代帝王的命运曲线

如果把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命运做成一张图表，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明显的下滑曲线，虽然偶有波动，但基本上是越来越惨。

秦代以前，亡国之君虽然失去了国家，但不会失去尊严。商汤俘获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夏桀之后，将他流放于南巢。在流放地，夏桀身边还有几个侍臣陪伴，基本上保持了贵族的生活待遇。和夏桀比起来，商纣王性格比较刚烈，于鹿台之上自焚而死。如果不死，他的下场和夏桀应该一样，止于被流放而已。周武王叹息之余，将纣王的两个儿子武庚、禄父封为诸侯，让他们分邦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