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衣冠南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第3/28页）

新政权建立后，国家政务基本由王导主持，军事方面则主要仰仗王敦。王氏子弟在朝中做大官的比比皆是，王家势力大到不行，当时就流行一句俗语，叫“王与马，共天下”。

天下从来只能属于天子的，怎么能允许别人和自己共同享有呢？王导还好，性情温和，宽宏大度，博量雅致，举止得体，但是王敦就不同了。

王敦在年轻时，曾和王导一起到石崇的金谷园做客。作为主人，一定要给客人劝酒。但是石崇众不同，他命婢女向客人劝酒，客人要是不喝，就立刻把这名婢女杀死。

王导酒量不行，但是怕婢女无故被杀，就强撑着喝很多。王敦呢，酒量很好，却故意不喝。石崇就把劝酒的婢女杀了一个又一个，一连杀了三名，王敦都面不改色，坚决不喝。王导心肠软，着急地说：“你快喝啊！不行我帮你喝吧！”王敦却说：“他杀自己家人，管咱们什么事？”

二人脾性，于此可见一般。

王敦手握重兵，驻扎在荆州，嚣张跋扈，气焰熏天。他老觉得东晋天下是自己和王导闯出来的，所以根本不把司马睿放在眼里。司马睿当然感受到了威胁。他还不至于懦弱到任人宰割的地步，于是，他开始重用刁协、刘隗，来制约王氏兄弟。

刁协是渤海饶安（今山东广饶）人，博闻强记，熟悉各种制度礼仪，生性强悍，喜欢和人顶牛较劲，但是志在匡世救民，办事干练。刘隗是彭城（江苏徐州）人，善于揣摩人的心思，精于刑名。这两人属于典型的儒法结合之士，专抓人细节过失，以苛责著称，和王导宽宏无为的道家主张，截然不同。

比如，庐江太守梁龛的妻子死了，按制，也得守丧，守丧期间当然要很苦情才行。但那么久不让唱歌喝酒，庐江太守实在憋得辛苦，终于，梁龛怀着无限喜悦等到解放。但他神经大条了一下，在丧期结束的前一天，请客饮酒看歌舞表演。要是一般人，对这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毕竟守丧已经接近圆满了，最后一天而已。但是刘隗就坚决不放过，他引《春秋》证明，这件事严重违礼，要给梁龛罢官削侯处分，结果司马睿就给准奏了！

东阁祭酒严含，在叔父丧期嫁女，也有点违背礼制。大家族中，长辈那么多，保不齐什么时候去世一个，难道这下一辈儿孙就不能结婚了？所以，当时人们对这种事都不较真，别太过分就行。毕竟守丧重要，传宗接代也很重要，但刘隗可不管这些，上表弹劾！

元兴年间，丞相府杀都运令淳于伯的时候，血溅到柱子上两丈多高又流下来。按说这也正常，是个物理现象，完全符合物理规律。但刘隗就认定不寻常，这是冤案，要求罢免相关人员的官职，搞得丞相王导都上书引咎辞职。

司马睿当然没有罢免王导的职务，但是由此可见，刘隗等人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做事方法。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这种揪辫子、抓细节、过分苛责的做法，必然搞得人心惶惶。

他们不仅这样对待一般朝臣和王导，最后还动到了王敦头上。

刘隗认为王敦权势过大，终不可制，应该早做防范——这说法倒也没错。但是所谓的政治智慧，就是你不仅要能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高明的手段处理问题。

他们是怎么办的呢？刘隗劝司马睿派出心腹，驻守在王敦旁边以便监视，司马睿也还真就听从了。他就以北伐为名义，任戴渊为征西将军，镇守合肥；刘隗为镇北将军，镇守淮阴；叔叔谯王司马承驻守长沙，以牵制王敦。

这些手段太过拙劣，当然瞒不过王敦。王敦大怒，但是一时间，却也不敢有大的动作。原因是此刻还有一员大将手握重兵——祖逖，他颇为忌惮。只要祖逖活着，他就不敢冒险抗衡朝廷。

可惜老天不长眼，偏偏在这紧要关头，祖逖撒手人寰。321年，祖逖没能完成北伐大业，带着深深的遗憾，病死于河南雍丘，享年56岁。当地百姓大为悲痛，就像死了亲人一样。

《晋书》将祖逖与刘琨同列一传，并且都给了他们很高的评语。所谓国乱显忠良，他们就是活脱脱的标本。二人征战北方，在敌人肆虐之地，始终抗争，坚决不屈服，赢得千古令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真不愧少年时的一番承诺：

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

羝羊触藩

祖逖一死，东晋朝野再也没有大将军王敦的对手了，王敦早已等得不耐烦，他立刻积极备战。

他的性格倒也不失豪爽，既然打算跟朝廷对着干，就挑明了拉拢人才。他开始把中央有名望的士人，都软硬兼施延聘到自己幕府中，比如大名士羊曼、谢鲲，比如大名士、大诗人、大学者、大易学家、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