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蕃志》译注：一项跨国工程（第2/3页）

这样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完成后，出版却成了问题。柔克义和夏德希望这本书能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特别是专家的面前，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人们判断和检验他们翻译和注解的正确与否。可是当时美国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能够排印汉字，他们不得不在别的地方想办法，作为驻俄大使的柔克义最终找到了圣彼得堡的皇家科学院印刷所，全书于1911年9月印刷完成。此后不久，柔克义离开了俄罗斯，出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

译本出版时在标题上做了一些改变，为的是让西方读者更为一目了然，其英文标题为Chau Ju-kua：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赵汝适：他关于12和13世纪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著作，名为〈诸蕃志〉》）。两位汉学家对这样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之读者反应没有抱过高的期望，觉得顶多只会在汉学研究的小圈子里产生一些影响，没想到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1912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周末书评版用了近一版的篇幅来介绍这本书的内容，给予两位译者以非常高的评价，在谈到柔克义时，文章指出，“他是凭借业务能力而不是政治背景被任命为驻外大使的，这可以算是美国国务院有史以来第一遭”。这里显然不无调侃的味道，但只限于美国政治。就柔克义而言，他完全够得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个古老的标准。

这部集翻译与研究于一体的重要著作出版后，很快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1930年代，著名中外关系史学者冯承钧在为《诸蕃志》进行校注时就大量吸收了这本书的成果，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民元德国学者Friedrich Hirth与美国学者W.W.Rockhill曾将是编迻译，并为注释，……博采西方撰述，注释颇为丰赡，然亦不乏讹误，今采其精华，正其讹误，补其阙佚，凡标明译注者，或是全录其文，或是节取其说，间有其说创自译注，而在本书中变更抑补充者，则不标译注二字，非敢掠美，恐有讹误，不愿他人负己责也，计所采译注之文十之五六，余则采近二十余年诸家考证之成绩，间亦自出新说者，然无多也。”所谓“近二十余年诸家考证之成绩”，主要是指法国大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对南海史地的研究。试举两例以明之。《诸蕃志》原文记弼琶啰国一种野兽道：“兽名徂蜡，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颈高向上，皮厚一寸。”其后的注是这样写的：“译注，按giraffe波斯语名zurnapa，阿剌壁语名zarafa，《瀛涯胜览》阿丹（Aden）条名麒麟，盖Somali语giri之对音，《星槎胜览》天方（Mekka）条名祖剌法，则为此徂蜡之同名异译，并本阿剌壁语。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一二七至一三一页，最古之著录见《续博物志》卷十，‘拨拔力国有异兽名驼牛，皮似豹，蹄类牛，无峰，颈长九尺，身高一丈余’。此经伯希和检出。”这种野兽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长颈鹿。又《诸蕃志》中记录了一个“城方一千余里”的茶弼沙国，对此冯承钧写道：“译注，此茶弼沙显为阿剌壁人故事相传西方日没之Djabulsa, Djabirso, Djaborso城，《三才图会》有茶弼沙人礼拜日没之图。伯希和说，茶弼沙并见记《古滇说》，《岛夷志略》卷末著录，参看《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九卷六六三页。”伯希和是冯承钧留学法国时的老师，他的很多研究“四裔之学”的重要成果都被冯承钧陆续译成了中文，其中一些收入了《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正续四编之中。冯承钧除法文外，还通晓英文、梵文、蒙古文、吐火罗文等多种文字，著译等身，是民国时代首屈一指的中外交通史专家。他的作品解放后不断地被重印，其中《诸蕃志校注》有中华书局1956年的新版本。

中外关系史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领域，需要掌握中文和多种外文资料才能做好。在柔克义、夏德之前，中国古代学者如李调元也曾给《诸蕃志》做过注释，但由于条件所限，只能在中国文献内部做文章，难以深入。近代以来，德、美、法等国学者的加入使外文文献的佐证作用大大地彰显出来，补充了中国学者的不足。冯承钧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发掘更多的新材料，而是利用自己过人的中外文能力将前人的成果加以吸收和整合，与时俱进，踵事增华，使《诸蕃志》的注释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水平。也正是在他的手中，这项跨国工程获得了堪称完美的结局。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云：“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所言极是。而从现在的情形看去，有些书简直非多国多人联手合作为之不可。地球是个村子，有不少事情须结为互助组，通力合作，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