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的英译《水浒传》

赛珍珠（Pearl Buck）是第一个因描写中国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作家（1938年），她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十分推崇。在所有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赛珍珠最喜爱、最崇拜的是《水浒传》。从1927到1932年，她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翻译了《水浒传》（七十一回本）全文，这是最早的英语全译本。该译本于1933年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同时出版，改书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在欧美风靡一时。此书于1937、1948、1957年在英美都曾再版，有些国家还据赛珍珠译本转译成其他文本。

赛珍珠的翻译是《水浒传》（七十一回本）最早的英语全译本，但这不是说，这一译本是原文一字不落的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赛珍珠省略了不少内容，最明显的是，她将原作中绝大部分诗词删去未译，那些描写人物外貌、打斗场面、山川景物以及日常用品等的诗词歌赋虽然生动形象，但对于译者来说却是不小的难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赛珍珠没有能力翻译这些内容，如原作《引首》开篇的诗词以及著名的“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一诗都得到了很忠实的翻译。赛珍珠表示，她翻译《水浒传》不是出于学术的目的，而“只是觉得它是一个讲得很好的故事”。（英文本序言第5页）从译文的效果来看，不翻译那些时常打断小说叙事的诗文反而有利于故事情节发展的流畅性。同时，与故事情节发展密切相关的诗词，赛珍珠全部予以了翻译。

除了上述的删节之外，赛珍珠的译本基本上可以说是逐字逐句的翻译。赛珍珠在《序言》中表达过这样的雄心：“我尽可能地直译，因为中文原文的风格与它的题材是非常一致的，我的工作只是使译文尽可能像原文，使不懂原文的读者仿佛是在读原文。原文中不精彩的地方，我的译文也不增添。”我们知道，赛珍珠是著名的作家，在翻译这本书的同时还在进行创作，而且她的代表作《大地》（The Good Earth）已在译本完成之前出版并为她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对于一个不仅能翻译，也能创作的译者来说，遇到对原作不满意的地方时往往会技痒，会情不自禁地加上几笔，晚清翻译家林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参阅钱锺书《七缀集·林纾的翻译》）但赛珍珠忍住了没有这么做，她的翻译是相当忠实于原文的，有时甚至过于拘泥于原文，如：If aught was dropped upon the road, none picked it up, nor were the doors of houses locked at night（路不拾遗，夜不闭户）；His three souls floated from his body and his seven earthly spirits left him（三魂荡荡，七魄悠悠）；Four directions and eight parts（四面八方）；To extricate yourself from a difficulty there are thirty-six ways but the best of them all is to run away（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至于一百零八将的诨号，赛珍珠也采取了同样的翻译方法：The Opportune Rain（及时雨）；The Leopard Headed（豹子头）；The Fire In The Thunder Clap（霹雳火）；He Whom No Obstacle Can Stay（没遮拦）；White Stripe In The Waves（浪里白条）；Flea On A Drum（鼓上蚤）。

总的来看，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是质量上乘的，这除了她本人对于中、英两种语言的把握之外，也与她的中国友人的帮助分不开。龙墨乡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向赛珍珠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包括解释小说中出现的中国的风俗习惯、武器以及当时已经不再使用的语汇。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为有趣的合作方式：“首先我独自重读了这本小说，然后龙先生大声地读给我听，我一边听，一边尽可能准确地翻译，一句接一句，我发现这种他一边读我一边翻的方式比我独自翻译要快，同时我也把一册《水浒传》放在旁边，以备参考。翻译完成以后，我和龙先生一起将整个书过一遍，将翻译和原文一字一句地对照。”（英文本序言第9页）这种翻译方式让我们很容易想到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但更靠近的例子似乎应该是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和晚清文人王韬合作翻译儒家经典。虽然我们不是十分清楚理雅各和王韬合作的具体细节，但是一个熟悉中外语言的外国人与一个精通中文的中国人一起来翻译中国的著作无疑是相当理想的合作模式。正因为如此，赛译《水浒传》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胡适曾将中国古代小说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另一种是由某一作家“创造的小说”。前者如《水浒传》，后者如《红楼梦》。关于前者，他写过著名的论文《水浒传考证》，此文的方法正如他后来指出的那样，是“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4页）他用同样的方法考察了李宸妃的故事在宋元明清的流变后，提出了著名的“滚雪球”理论：“我们看这一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衍，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天地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第1193页）赛珍珠对此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她在《译序》中说：“《水浒》成长为现在这个样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像很多中国小说一样，它是逐渐发展而来而不是写出来的，直到今天到底谁是它的作者还不知道。”在后来的《中国小说》（The Chinese Novel， 1939）一文中，她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人民创造了小说”的见解，与胡适的观点相视而笑，甚至可以说归纳得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