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第5/5页）

钟其耀在波罗周围地区组成了“清平社约”。由此，钟建立了与东莞“七约”的联盟。

番禺县南部各村的团练，是由富有的族长、有名的邬夔飏组织起来的。从19世纪30年代起，他一直是重要的地方名人，常常召集各村各族一起商议重要问题。1841年，他利用此方法，筹集了地方自卫的公共资金。红巾叛乱爆发后，他又召集各村，使它们招募、训练团练。邬本人还办理赈厂和救济粮，甚至低价卖出自己的大量谷物以提供救济。但是，这一地区受到陈显良叛军的扫荡，绅士们只在东山附近保有一处基地。那时，邬夔飏的团练已完全在他自己和他的宗族控制之下。邬的弟弟邬钧飏掌管着附属的局——沙茭总局，负责沙田租。

捐献和厘金局，称为“广义会”，首脑是另外两位族人，邬彬、邬继枢。这个复杂的自卫组织聚集了35000名乡勇，他们打败了陈显良。

[1]主要依据下列材料：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见《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2册，第32—43页；牧野巽：《支那省别全志》1∶19—20页；巴夏礼关于移民的报告，见FO17/193，快件132，附件1, 1852年9月。

[2]这一讨论主要依据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台北，1958。

[3]据FO228/73。

[4]这一讨论大部分依据以下材料：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的土地问题一瞥》，载于《食货》，2.3: 39—44页，1935年7月。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载于《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2册，第245—271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1957，第1卷，1849—1911。波多野善夫：《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Tawney：《中国的土地与劳工》。Robert Fortune：《居住在中国人中间：在内地、沿海和海上，1853—1856年间第三次访问中国经历记》，伦敦，1857。G.William Skinner: 《中国农村的交易和社会结构》，载于《亚洲研究杂志》，24.2: 195—228, 1965年2月。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

[5]所有数字均据广州总督衙门军费账簿。该簿为英军占领广州后所得，现藏于伦敦公共档案馆，编号为FO682/228/2，原题：“军需收入各款月报折底”，日期自咸丰四年五月至七年二月。

[6]这一类中一定包括了正规军饷和军粮。

[7]材料来源：民国《东莞县志》，卷35、71、72。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15、16、17、19。民国《番禺县续志》，卷20、21、22、24、26。光绪《广州府志》，卷82。民国《香山县志》，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