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第2/9页）

柏贵对此建议考虑了24小时。这期间，城里的许多绅士都请求他为了商业的利益和社会秩序接受这一建议。[24]柏贵谨慎、保守，不是那种“豪侠”人物，不可能领导一场反英的民众团练运动。1月8日，他接受了联军的条件。[25]第二天，英法联军在柏贵的衙门里为他举行了铺张的就职典礼，因为他的威望及行政“气氛”将是联合政府真正的工具。事实上，他是英法统治的傀儡，他被限制在衙门的最深处，有英国士兵看守，而外面都交给了联军的委员：汤玛斯·贺罗威上校、马蒂内·德·舍内上尉和巴夏礼。[26]巴夏礼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权力，单独处理省里的日常行政事务。[27]满族将军自动解散了他的卫戍部队并交出了所有武器，从巡抚衙门发出所有文件都由巴夏礼草拟或批准。[28]

除了以上所述种种及建立了一个联合法庭外，巴夏礼还监督城市的治安。最初，由100名英国人和30名法国人组成的警察部队单独巡逻。但是对番鬼的害怕造成了恐慌，巡逻队一出现，商人、房主们都赶快躲起来，而盗贼则跟在巡逻队后面偷东西。最后，改为每一巡逻队包括一列外国水兵与一列中国警察。[29]

随着城市缓慢地复苏，联军开始考虑中国政府对这一新的方针会作出何种反应。皇帝会同意柏贵继续留任吗？

1858年1月26日，灾难的消息传到北京，叶名琛因“刚愎自用”过迟地被解职。他的两广总督和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大臣的职务由黄宗汉接替。在黄未到任之前，柏贵暂署这两项职务——尽管皇帝十分明白联军对他的委任。[30]

但是，柏贵在地方事务方面的地位已受到了妨碍。当联军在广州委任柏贵时，省里的臬司、知府、粮道在佛山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为乡村的绅士们提供了一个忠于朝廷的代替者。[31]而且，高级团练大臣们也在制订一个协调的抵抗运动计划，以把英法军队赶出广东。

十七

广东团练总局

著柏贵与绅士罗惇衍等，密传各乡团练，宣示朕意，如……仍冥顽不服，久踞城垣，惟有调集各城兵勇，联为一气，将该夷驱逐出城，使不敢轻视中国。

咸丰皇帝上谕[32]

乡村的团练过于松散，过于缺少训练，难于对入侵力量进行真正的对抗。但是，英法军队现在是占领者，他们受到了任何抵抗运动都能够筹划出来的骚扰。乡村中的团练可能并不愿意反对一个官方任命的巡抚，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省里的三个高级绅士已得到皇帝的密许，要赶走敌人。这些由于红巾叛乱而回家乡来的爱国者们，决定试办与别处绅士正在创办的同样的地区性团练。

这些人士中的第一人就是龙元僖，顺德团练总局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龙的同学、同乡罗惇衍。罗与龙一样，出身于大良世家。他的父亲罗家正，1813年中举，是著名的越秀书院山长。由于在入城危机时所起的作用，升为五品，并领导了重修顺德历史的修志局。当他的儿子惇衍出生时“满室红光”，预示了这个孩子将来光辉显赫的一生：翰林院编修，四川、安徽两省学政，侍读学士，通政副使，然后是通政使。咸丰皇帝即位，罗在财政、政治上的保守观点与皇帝的看法相吻合，他青云直上了。那一年，他呈上了一篇著名的奏折，提出了传统的道德观正在被官吏的腐败和乱政所破坏的警告。皇帝同意他的看法。次年，罗惇衍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然后是左副都御史。1853年下半年时，他是刑部侍郎，也是地方团练的著名支持者。[33]

苏廷魁，三位领袖中的第三位，与罗一样，是道德主义者。但与罗不同，他性情急躁，多次卷入了政策争论。他也是广东人，是龙、罗的同年。1835年入翰林院，与罗、龙共事。鸦片战争结束时，他激烈批评温和派的“抚夷”政策。1843年，他大胆地指责穆彰阿失职，在咸丰皇帝继位后，他弹劾赛尚阿破坏旧制。1854年，他丁忧在籍，红巾军起，他反对借外兵。与罗、龙一样，苏也是地方团练的热心鼓吹者。朝廷决定支持团练活动后，苏返回广东主持地方防务。1854—1855年期间，他与大良总局密切合作，在向江西派遗勇营以对抗太平军方面，几乎是个专家。[34]所以，在反英抵抗运动之前四年，三位领袖中的两位就已经发展起一套地方防卫的协作体系。

三人中品级最高的罗，在联军进城时，刚好三年服丧期满。他与龙、苏二人联名上疏皇上，请求准予协调团练活动以抵抗英国人。1858年2月8日，皇帝密谕批准。[35]他们一接到命令，立即在广州城以北25英里的花县开设了广东团练总局。他们受命“督办夷务”，刊刻了“钦差办理广东夷务关防”[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