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第2/4页）

大会讨论进行得混乱无序，很多代表没有被允许发言，主席团中的各加盟共和国总统对许多问题都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

9月3日上午，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时他不仅是此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而且他还积极参与了主席团和大会各主要小组的工作。伊万·希拉耶夫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报告，他当时不仅领导俄联邦部长会议，而且还兼管苏联部长会议。会议代表们的发言被严格控制，由几百名代表组成的“联盟议员团”主席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上校甚至都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发言支持戈尔巴乔夫，而代表奥博连斯基则严厉地抨击戈尔巴乔夫，他甚至宣称应该讨论关于撤销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的问题。我当时代表苏共议员团进行了发言，尽管当时苏共已名存实亡，但是仍有大约20名苏共中央的成员参加了9月2～3日召开的大会。我走上讲台，阐述了反对大会通过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的观点。我说：“我们国家早已病入膏肓，自1985年以来，我们曾尝试通过各种办法来改变现状，但每种办法试用不久又都被草率地否定，导致国家状况和各民族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1991年，我们又抛弃了所有的方法，转而开始实行以前曾被我们否定过的休克疗法。”我在发言中指出，使国家遭受沉重打击的不仅仅是以失败告终的那场叛乱，而更重要的是解散苏共、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职务，以及没收苏共的资产。“昨天上午举行的会议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它不仅违反了大会规定的章程，而且践踏了苏联宪法。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为执行权力机构最高代表的主席团成员，他们并没有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却反而申斥和教训这些立法者。”我认为，草率地改变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名称和结构是错误的、不理智的。同时我认为，将苏共从国家政治舞台上赶走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我在发言中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不是只有政权形式决定一个民主国家的生活，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最主要的是存在着由各种组织、运动、党派以及它们之间的文明竞争所构成的公民社会。如果说我们国家过去的极权制度从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其他政治潮流和党派（包括执政党内部的政治潮流）的行为是非法和犯罪，那么现在取消共产党、停止其活动和没收其全部物质财产的企图也同样地肆意与非法。在此，我不想论述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与广大普通党员的区别。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经受挫折与苦难未必是坏事，苏共不能从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让那些民主派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建立一个或者两个强大的民主党派，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共产党员在法律和宪法的范围内从事自己的活动……”第五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第3期简报，1991年9月3日，第11～12页。

我很清楚，我的发言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出于追求最起码的公平，一方面是抗议对宪法的肆意践踏和对代表大会的公然侮辱，我不想辜负自己短暂的苏联人民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的使命。在会议休息和9月3日及4日晚上，许多代表向我表达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我还收到了许多电报，从其中几封的内容可以看出，许多地区的党员害怕遭到迫害，并希望寻求代表大会对其予以保护。

9月3日下午的会议有1700 名代表出席，许多代表的发言再次谴责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表示欢迎叶利钦，也欢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联合，还有人号召诞生“新的戈尔巴乔夫”。会议期间，尤里·卡里亚金走上讲台，宣布他本人拒绝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的发言简短模糊，他建议实行某种新的国家联盟体制，并希望建立全新的主权国家联盟，代表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发言反应冷淡，会场只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

9月4日召开的会议秩序仍然是很混乱，会议常常中断，大会主席团曾几次离开会场，进行长时间的开会协商。很少有人听发言人的讲话，大厅里有时甚至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代表，而叶利钦几次单独召集俄联邦的代表商讨问题。另一方面，在9月2日和3日的大会上没有得到发言机会的许多代表现在可以上台做简短发言了，但是他们的讲话既不会在电视上转播，也不会刊登在报纸上。纳扎尔巴耶夫在9月2日代表所有共和国领导人和苏联总统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法令》未被通过。通过这一宪法法令的法定人数应为1483人，而当时只有1200名代表投了赞成票。这一结果在主席团中引起了骚动，于是各党团分别召开分组会议，以寻求折中方案。最终，大会宣布休会到第二天上午10点，当天的各大报纸评论说大会出现了“意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