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长城上的希望之门（第2/11页）

战后，艾尔索普在华盛顿定居。他的家位于乔治城，家中装饰以中国元素为主。长期以来，那里成了政治家、外交家和记者朋友们的精英沙龙。“艾尔索普家的椅子和沙发上，都覆盖着中国丝绸，”艾尔索普传记的作者、同事老埃德温·约德写道，“空气中弥漫着东方味道。在特制的壁龛中，摆放着朝外凝望的中国、日本瓷瓶。墙上是丝绸悬挂物、艾尔索普家人的肖像、照片。艾尔索普是许多中国餐馆的老主顾。有时，他会让一同用餐的朋友等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与餐厅主管道别，谈论蜜汁火腿和其他菜肴的烹饪方法。”

尽管如此，艾尔索普承认，他无法解读东西方文化在审美方面的差异。在他的书中，他回忆起自己与著名中国学者的交往，那些学者自认为懂得西方世界。“然而，从中国学者对西方艺术有关认识来看，显然，在他们眼中，西方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象。如同曼哈顿岛的普通居民难以理解最北方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技术……中国人的眼力几乎准确无误，总能找准西方世界认为最糟糕的设计。”在西方，也有类似情形出现，“毫无准备的跨文化收藏家……在完全理解其他社会的艺术传统之前，必须有效学习它们的陌生艺术语言”。

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中国艺术大展层出不穷，博物馆正儿八经的观众仍然是一头雾水。对于平面展示的手卷画或垂直悬挂的挂轴画，人们应如何评判它们的风格和内容？影响深远的画家有谁？他们是否以任何形式受到过欧洲当代艺术的影响？对于陪葬的青铜器、陶瓷人物塑像、玉雕和佛造像，人们该怎样解读？在中国公共艺术中，为何禁止描绘一丝不挂的女性人物？在中国绘画或书法中，包含了哪些精妙之处？那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不仅令艾尔索普沮丧，也使当今许多观众和收藏家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在艾尔索普时代与我们所处当代之间，有一个重要而受人欢迎的不同之处。当年，艾尔索普向高居翰征求意见，只能通过寄信。如今，无所顾忌的艺术探索者，可以登录高居翰的博客，浏览那位学者有关中国绘画的27次系列讲演。高居翰通过“纯粹、远距离观察”和精选照片，向人们解释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所见所闻，包括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展示的珍藏。高居翰的叙述，总显得有滋有味，充满诙谐，有时甚至有些东拉西扯，唠唠叨叨。高居翰曾多次访华，总是再三提及他首次访华的经历。1973年，他作为美国博物馆研究员和艺术史学者代表团成员，对中国开展了破冰之旅。

高居翰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布拉格堡。在日本担任军事翻译时，他对亚洲艺术产生了痴迷。在伯克利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研修东方语言后，他赢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前往日本学习。后来，他到弗利尔博物馆工作。1960年，高居翰编写了里程碑式的中国书画卷，由意大利“斯基拉”（Skira）出版社出版。在哈佛大学，他开办了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系列讲座（题目是《引人注目的形象：17世纪中国绘画的性质与风格》）。2010年，为奖励高居翰的一生奉献，史密森尼学会向其颁布了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

2014年，高居翰去世，享年84岁。幸运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即便是卧床不起，他仍然完成了自己的系列讲座。高居翰解释道，此举旨在“把我心中储藏的大量信息、图像和想法，转化成一种可以被保存的沟通形式。其他在世的任何人，都无法复制那些东西”。而且，高居翰遗留下的讲座，可以通过数据目录一键进入，令人难忘。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许多人可轻而易举大量接触此类信息的情形。此类例子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何慕文在视频网站YouTube发布的如何理解中国卷轴画的视频讲座；2012年，弗里克美术馆举办的“龙与菊花：中国、日本艺术收藏”研讨会；2011年，学者、古董商詹姆斯·拉莱的讲座《中国瓷器大收藏家：美国人摩根与弗利尔》；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何伟亚的《遗址的来世》（一个有关圆明园遭受毁灭的讲座），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也有相同主题慷慨激昂的剧作《圆明园之死》，等等。

然而，对收藏家而言，除了对其藏品有更多了解带来的心满意足，也有许多物质收益。好的艺术品，越发成为一种高雅投资。如果将其捐赠给博物馆，还有可能享受到免税优惠待遇。尽管如此，提及审美，中国艺术市场仍显得模棱两可，隐患重重。下面，我们将把话题转向中国艺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