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敌国财产（第4/8页）

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许多收藏家被迫移民，尤其是那些犹太人。但是他们能够随身带走的财产十分有限。1935年5月，前奥托·伯查德画廊中的藏品在柏林拍卖，包括1500件中国、日本和印度艺术品。据一位参与者描述：“唐代陶瓷和绘画的价格特别低，中国高古青铜器的价格最高。”德·海特拍下了5件东西：一尊武官半身像、一尊木观音立像、两件器物以及一件男性跪立雕像。目前，前4件拍品藏于德国的里特贝格博物馆，跪立雕像则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拍卖没有设定最低拍卖价格，没有估价，所有艺术品都找到了买家。戈林元帅听说了拍卖后，阻止了更多的拍卖活动，担心有价值的艺术品被外国买家购买。

艺术藏品可以互换。德·海特使用的征集经费，属于外汇兑换规定严禁出境的货币。因此，他拥有了低价买入艺术品的优势。虽然德·海特所购藏品必须存放在德国，但他可以把它们租借给一些博物馆。博物馆渴望那些藏品，馆长们又是他的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海特早期收藏的艺术品被英国人没收。因此，为避免在另一场战争中重蹈覆辙，研究人员估计，截至1938年，德·海特有超过2560件藏品分散在69座博物馆，涉及德国、瑞士、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和奥地利等国。实际上，那些博物馆为其藏品举办展览、出版图录，使藏品价值有增无减，对出借者没有任何损失。尽管如此，每座博物馆，还必须负责那些藏品的保管、修复和存放。据说，德·海特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花费巨大。1937年，他从荷兰赞德福特移居瑞士的阿斯科纳，获得了瑞士公民身份。他属于没有后代的收藏家，让有的机构虎视眈眈，希望瑞士博物馆能成为他的受益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海特担心墨索里尼会入侵阿斯科纳，因为它位于紧靠意大利边境的危险之地。1940年4月，他给仍在赞德福特的秘书写道：“最重要的工作，是尽可能分散所有藏品。因为，目前没有真正的安全之地。”

战前，德·海特曾在瑞士试图统计自己的藏品，然而没有如愿以偿。他把许多重要藏品，出借给了柏林的民族志博物馆。此时，普鲁士国家博物馆的总馆长奥托·坎梅尔及其助手赖德迈斯特博士，拒绝归还德·海特出借的内容广泛的藏品，包括他1935年在伯查德拍卖会上购买的重要藏品，如大型中国石雕像、一尊15世纪的木观音雕像等。坎梅尔馆长曾是臭名昭著的《坎梅尔报告》的编写者，那是一份罗列外国所藏艺术品的“愿望清单”，希望纳粹按计划将其“返还”德国的博物馆。德·海特猜想，该馆不再认为自己是那批藏品的保管者，而是它们的拥有者。不管怎样，德·海特设法将自己的大件藏品，运抵俞克马克的一栋森林房屋。那栋房子是他的贵族朋友利纳尔亲王的财产，位于柏林以北80公里处的格尔斯托夫地区。对于那些小件藏品，包括他珍爱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他将其寄托给蒂森银行。不久前，那家银行刚整修出了一个特别建造的地下室房间，用于存放绘画和其他艺术品。

德·海特的政治观点属于帝王专制和保守派。1926年，他成为右翼准军事组织“钢盔前线士兵联盟”的成员。他还加入了1924年成立的“绅士俱乐部”，那是柏林的顶级精英协会，汇集了贵族、银行家、部长和企业家。自1927年以来，德·海特开始在纳粹党的上层人物中间左右逢源，在希特勒好友维多利亚·冯·德克森的时髦沙龙，与德国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约瑟夫·戈培尔之流相见甚欢。维多利亚的父亲是大地主，丈夫是新近获封爵位的艺术收藏家、外交家威利鲍尔德·冯·德克森，她也是德·海特在骑兵团时的密友、“绅士俱乐部”会员赫伯特·范·德克森（此人最为人铭记的，是在战前担任最后一任德国驻英国大使）的继母。维多利亚的位于玛格丽特大街别墅，成了德国保守派和“中心党”领导混杂的聚会地，前者有保罗·冯·兴登堡、德国皇室成员如德皇之子等，后者有海因里希·布鲁宁，以及积极进取的纳粹分子，包括德国独裁者希特勒本人。据说，1931年，德·海特曾在皇宫酒店与希特勒进行过短暂会面。

希特勒大选获胜掌权后不久，1933年4月1日，德·海特参加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号是1561948。德·海特成为该党的真正信徒，或许更多是出于投机原因，包括生意上的考虑。1930年至1937年，德·海特担任了蒂森银行顾问委员会的会长，之后在该委员会任成员直至1943年。蒂森银行的两位所有者，是德·海特的朋友蒂森兄弟，弗里茨和海因里希·蒂森-博尔奈米绍男爵。德·海特加入该党，还有其家庭动机：他的母亲和一个兄弟在德国。此外，他在德国有不少财产，包括在柏林万塞郊区拥有一栋别墅，以及他的艺术品收藏许多已租借给德国的博物馆。对自己入党之事，德·海特十分谨慎，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他在瑞士某个湖畔丢失了钱包。伯纳德·博特墨捡到了钱包，把它交给了当地警察；钱包里面有德·海特男爵的党员证，以及一张他佩戴纳粹卐字章的照片。后来，博特墨成了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埃及艺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