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勃兰特

维利·勃兰特，又名赫伯特·恩斯特·卡尔·弗拉姆，于1913年12月18日出生在吕贝克。1957年至1966年任柏林市长，1966年至1969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69年至1974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他是众议员，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人物。1964年至1987年，任该党主席。他倡导的所谓东方政策使他在国际上名声大震，该政策旨在缓和与东方国家的关系。1971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6年至1992年他是社会国际的主席，1979年至1983年，为欧洲议会议员。1990年，召开了统一后的第一次联合联邦议会，实现了他终生的梦想。1992年10月8日，在温克尔因病去世。

历史将会判断维利·勃兰特究竟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政治家和要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位领袖，他是西欧战后一位极不平凡的大人物。他多年领导着一个新德国，这个德国再也不引起仇恨和恐惧，相反却使别的国家感到羡慕。勃兰特有许多功劳，其中最大的就是使我们懂得德国并不意味着希特勒。他本人从14岁起就“用文字和拳头”反对希特勒。他写文章反对纳粹分子，与纳粹分子搏斗，躲过了纳粹分子的追捕，逃亡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在那里继续进行斗争。做到这一点的德国人并不多。显然，不应该由他去华沙在第三帝国屠杀的犹太人的墓前下跪，不应该由他去耶路撒冷朗诵请求宽恕的圣诗，但他这样做了。在我看来，就其重要性来说，这一行动并不亚于他的“新东方政策”，不亚于他的欧洲主义和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为社会主义奠基的人，并不能说他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位备受抨击的维利·勃兰特，为德国工人谋得的福利胜过许多乌托邦。他没有取消自由。这位可敬而不可爱的人物，是在崇拜自由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为记者、作家、柏林市长和总理。他始终立场鲜明。对于希腊上校们和把持不同政见者送入精神病院的苏联官员们，维利·勃兰特是唯一以同样明确和强有力的声音进行谴责的政府首脑。

他的经历是不平凡的。1913年12月18日，他生于吕贝克市，母亲是一个年轻的没有丈夫的工会工作者。勃兰特从未见过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不承认他。直到13岁，他才知道他父亲的名字，听起来像一个瑞典人、挪威人或丹麦人。他在一本书中写道：“孩子听到过他的名字，但对此并不感兴趣。难道会感兴趣吗？那些年月笼罩着一层暗淡无光的灰色薄纱，就像吕贝克港口上的薄雾一样。各种脸谱和形象如同时隐时现的阴影混杂在一起……我难以相信这个叫赫伯特·弗拉姆的男孩子就是我自己。”勃兰特不喜欢谈论他父亲。当他坦率地告诉我他一直知道他父亲是谁，“战后他还活着，就在那时我也不愿见他”时，我感到惊讶。应该指出，“私生子”的烙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他的对手，特别是阿登纳[1]，甚至在竞选运动中也无耻地利用这一点。如果它使我们在对阿登纳的看法上投下一个阴影，那么它却有利于我们对勃兰特的理解。在生活中蒙受过耻辱成痛苦的人，往往更能成为杰出的人物。美梦直至成就经常来源于饥饿和不幸。如果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坐在父亲的膝盖上游戏，也许维利·勃兰特就不是今天的维利·勃兰特了。

他不太像他的同胞。他当了12年的挪威人。他坦率而诚恳地大胆承认，在他的血液中还有挪威人的成分。“当一个人刚跨进少年时期就逃往另一个国家，掌握了它的语言，吸收了它的文化，他就失去了第一个祖国，又找到了另一个祖国。对我来说，挪威是第二祖国。”那么，他现在是否仍然坚持这一点？你越仔细观察他，听他讲话，就越产生这样的疑问：他到底哪部分像德国人，哪部分像挪威人？他在挪威有一所住宅，每年回去度假；他在挪威有知心朋友；他在挪威娶过第一个和第二个妻子，因而他的孩子有一半是挪威人；他用挪威文写的文章胜于用德文写的文章，这也是阿登纳攻击他的一个借口，称他为“外来户”、外国人；他对护照不在乎，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一个丝毫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人，曾经代表而且仍代表着一个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这岂不是妙不可言吗？直到1946年，勃兰特才重新成为德国公民。选举他有助于维护新德国的荣誉，而散布针对他的丑闻，使他丧失威信，则是新德国的耻辱。无论怎样考虑问题，利用他的秘书为苏联人当间谍这件事制造丑闻以及后来对他的讹诈都是不值得的。讹诈是件极不光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