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罗敦·西哈努克（第3/12页）

法：殿下，我没有听说过。

西：哦，它以故事的形式描述了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贿赂我手下的一名将军而策划的一次军事政变。由于法国使馆和中国使馆提供了情报，我粉碎了这一阴谋。实际上，我的秘密机构一文不值，因为它是由朗诺领导的。背信弃义的那个军官逃到了森林里，我的士兵们跟踪追击，杀死了他。我做了些什么呢？我从中汲取了电影的题材。我既是这部影片的导演，又在影片中担任主角。我以此来表明美国威胁着我们的独立和中立，迫使我们同它结盟，加入它的反共十字军。早在那时，我就拒绝反共。共产党人对我们一直是很尊重的。我不明白，既然某个人认为共产党好，那么为什么他不应该成为共产党人。再则，我愿意同所有的人结交。电影可帮助我说明上述的一切，而不是仅仅讲述无聊的爱情史。哎，是的，小姐，当时的情况不同于现在。那时，柬埔寨没有战争，我能够根据我的思想和爱好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情趣中统治国家。我驾驶着漂亮的小汽车。我有一辆蓝旗亚小轿车、一辆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和一辆奔驰250SL小轿车。

法：所有这些您在北京都不缺吗？

西：小姐，我都不缺。我向您发誓，我什么也不缺。我要比您想象的更通情达理。一个忍受过像我所忍受的侮辱和诽谤的人，您真的以为他还会把赛车和寻欢作乐看得很重吗？一个像我现在这样为自己的祖国每天遭到B52轰炸机多达260次的空袭而难受的人，您真的以为他会为失去昔日的甜蜜生活和爵士乐团而感到惋惜吗？我丝毫也不感到惋惜。我处在极度的悲痛中，也无心回想过去无忧无虑的生活。往事一去不再复返。如果我重新得到我的蓝旗亚小轿车，我的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我的奔驰小轿车，我将不知道用它们来干什么，我几乎会把自己看成是个小丑。再则，我在北京什么也不缺。我不是出于虚伪才说这样的话。中国人待我确实很好。

法：殿下，您现在还吹奏萨克斯管吗？

西：不，我不再吹奏了，我也不再吹单簧管。但周恩来给我安排了一架上等的钢琴，这样我可以继续作曲。在这三年中，我写了好几首歌。其中有一些歌在中国各学校和革命公社中演唱，譬如，那首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的歌曲，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啊！可爱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我们目前经历的痛苦正是中国过去的经历。她的全力支持使我们完全相信，对未来的悲观失望必将一扫而光。”我还写了其他许多歌曲，献给我们的朝鲜朋友、北越朋友、老挝朋友、非洲和阿拉伯朋友。我没有感到烦恼。暂且不说我有不少的事情需要同我的部长们一起处理，有不少讲稿需要起草，有不少文告需要通过电台向他的人民宣读。而且由于中国不再是固守某一教义的国家，而是一个开放的自由国家，经常有旅游者来北京，其中有人想结识我，向我询问一些事情。这些旅游者中有美国的大学教师、记者和学生。我还经常参加体育运动，打乒乓球。我经常要求他们为我放电影。一开始他们只给我放映中国的革命影片，现在他们也给我看看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影片。中国人是如此的慷慨大方。这次我到那些承认真正的柬埔寨，承认西哈努克的国家去旅行，需要两架飞机，一架供我和30名随行人员乘坐，另一架载运我的行李。于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一架总统级的飞机伊尔–62和另一架四引擎飞机伊尔–18。机组人员是中国人。如果我需要武器，他们就给我武器；如果我需要衣服，他们就给我衣服。只要我提出要求。

法：殿下，您变得如此穷困了吗？

西：穷困？我早已身无分文了，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既没有汽车，也没有住所，一无所有。我仅存的东西是在郎诺发动政变时留在科特达祖尔的一个小小的行李。要是中国不帮助我，我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着落。朗诺—施里玛达[2]集团没收了我的全部财产：地产和个人用品。他们甚至把我的狗和我妻子的首饰也都拍卖了。有人说莫妮克把首饰安全地存放在香港，这是可耻的诽谤。她从未去过香港，她的首饰都留在金边。朗诺的军官把这些首饰连同她的衣柜和我的汽车一起都卖掉了。小姐，我成了一个比无产阶级还穷的人，现在我已经是个无产者了。

法：啊！那么谁替您支付在中国生活所需的费用？

西：中国人，全部费用都由他们支付。他们不仅承担我一家和跟随我而来的100多名柬埔寨人生活所需的开支，还承担我在世界上开展外交活动所需的费用。但是他们考虑得十分周到。为了避免给人以养活我们和恩赐我们的印象，总之，为了避免给人以有损我们尊严的印象，他们把我们当做一个现任的政府，同它签订了明确的财政协议。协议规定向我们提供长期的无息贷款，偿还期是柬埔寨取得彻底解放后再过30年。假设明年红色高棉游击队进入金边，那么我们将于公元2004年偿还他们1970年5月以来为我所花费的钱。不仅如此，我们将可以用美元、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