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罗敦·西哈努克（第2/12页）

然而我在布里俄尼岛见到的西哈努克并不是可以取乐的玩意，而是个自感绝望的人。尽管他性情乖戾，但他恰好代表着那些仗义执言者，他们敢于向威胁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的任何人说“不”。如果一个人错了，那么犯错误是他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与众不同，那么这也是他的权利。西哈努克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他不是个有才能的政治家，而是个艺术家。他更乐于创作歌曲、戏剧和指挥乐团，而不是去主宰别人的命运。他不否认自己当君主的历史，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否定自己是个恶习很深的轻浮子弟这样的细节。让采访记录本身来说话吧，这些记录所显示的是最真实的自画像之一。遗憾的是书面语言不可能表达出他那刺耳的声音，不可能表现出他那双闪烁着怒火，并不断转动着的小眼睛和他那不停地挥动着的细小胳臂。我们作为朋友而相见，又作为朋友而分手。他甚至向我许下诺言，他将去说服周恩来发给我签证，我则答应他，在我到北京时给他带两公斤新鲜奶油鹅肝，作为对他的酬劳。但我白白地等了几年。临分手的时候，他赠送给我书籍、照片和唱片，唱片中灌制了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阁下的歌词和乐曲。实际上，现在西哈努克正在为中国人谱写歌曲。这不奇怪吗？

我始终没有得到中国的签证。显然，连西哈努克也没有说服周恩来。他也因此而失去了两公斤奶油鹅肝。不过，西哈努克给我发了一封电报，感谢我所发表的采访记，聊作弥补。而且电报写得很长，且写得很亲切，没有计较电报费用的多少。我还应该说些什么呢？西哈努克是唯一的一位屈尊亲自来电感谢我为其作报道的国家元首和有权威的人。这真是一件少见的事。仅就这点而言，他也应该得到两百公斤的奶油鹅肝。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谈到西哈努克，我认为，最令人惊讶的事是：人们听他说话，越听越想听；人们讨论他，越讨论越不能理解他。殿下，尽管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一下，通过这次采访来给他画像？从下面这个具体问题谈起：他是否觉得自己最近几年变了很多？

诺罗敦·西哈努克（以下简称“西”）：变了？我真的变了吗？噢，小姐，我没有变。尽管现在我不在金边生活，而在北京生活，但我始终是同一个西哈努克。他有点与众不同，您愿意说他有点古怪也未尝不可；他有点不被人理解，您愿意说他是个难以理解的人也未尝不可。但是他的信念坚定不移，人格不变。举例来说吧，我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人。我还是认为自己是粉红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我并没有沉默不言，而是继续不顾一切后果地竭力表明我对各种事情和各种人的看法。我无意作为一个流亡的花花公子而告终，而愿意重返金边，了却我绞死朗诺的夙愿，作为有德之士而告终。昨天的西哈努克与今天的西哈努克之间存在的唯一区别是，今天的西哈努克再也不会把卖国贼错当做爱国者，而把爱国者错当做卖国贼。现在我已百分之百地站在红色高棉游击队一边。我同他们一起肩并肩地为打败美国人和建立共产党的柬埔寨而战。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我的国家和不失自己的体面。小姐，您可知道，失体面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失去王位并不有失体面，有时取得王位或保持王位反而有失体面。我对成为裕仁天皇式的人或成为精于养马术的伊丽莎白式的人丝毫不感兴趣。

法：殿下，您过去有过个人野心吗？

西：过去也没有。可以说，我过去的生活有点奇怪。我这个国家元首有点奇特，而且不是社会主义的。我喜欢赛车，热衷于追求享乐，指挥爵士乐团……一般说来，国王和总统是不指挥爵士乐团的。我吹过萨克斯管和单簧管，谱写过曲子，到小城镇去同我的人民一起演唱。但这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柬埔寨人爱好音乐。为什么一个国家元首只能组织讨厌的舞会和狩猎山鸡，一本正经地去接见大使呢？我不仅让他们唱歌，而且还让他们去劳动。是的，是的，我让他们同我的部长们一起去劳动。是的，是的，我让他们乘卡车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帮助他们收割稻子，建造粮仓，修筑堤岸，掘土翻地。看着他们手拿锄头也是一件乐事，我感到莫大的兴趣。因为在亚洲，一个呆子一旦取得文凭，或能提起笔杆，便自以为是个知识分子了，便认为弯腰参加体力劳动是有失身份的事。您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高贵阶层。当然，这一阶层的人会把我说成是疯子、狂妄自大者和伤风败俗者，把我这种奇特的做法说成是丑恶可耻的，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是接近和了解群众的聪明方法。我还干其他的工作。譬如，写剧本，并作为导演将它搬上舞台，又作为演员参加演出；从事文化事业，为红十字会募集资金，我以此为乐事。另外，我还担任影片的导演，噢，许多人认为我的影片一文不值，甚至把它说成是令人讨厌的东西，说我既不懂朗诵，也不会使用电影摄影机。但是我推崇电影，他们的闲话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我回答他们说：“为了教育人民，仅此而已。”就像影片《吴哥上空的阴影》那样来教育人民。您听说过这部片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