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尔达·梅厄

果尔达·梅厄于1898年生于基辅，出生时名为果尔达·马鲍维奇。1906年迁居美国，居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她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1921年，与她的丈夫莫里斯·迈尔森怀着为犹太人建立一个祖国的明确目的移居到巴勒斯坦。她有两个儿子，后来与丈夫分居。1948年，她是以色列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同年，她出任驻苏联大使。回以色列后，她当选为国会议员，被任命为劳工部长。1956年，她把自己的姓改为希伯来文的“梅厄”。1956年至1965年，担任外交部长，在这期间，她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和威信。1966年至1968年，担任工党总书记，1969年被选为总理。赎罪日战争[1]后，1974年，决定退出政坛，但是她的声音在工党内部仍保持它的重要性。1978年12月8日，在耶路撒冷去世。

这次采访经历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故事，是一个由于采访记录神秘地被窃，以致不得不重新采访一次的故事。在失窃事件发生前，我和果尔达·梅厄谈了两次，共三个多小时。失窃事件发生后，我又会见了她两次，共进行了约两小时的谈话。因此，我相信自己是唯一与这个非凡的女人见过四次面，并进行了六小时谈话的女记者。对她，你可加以赞美，也可加以指责，但你不能不用“非凡”这个词来形容她。我错了吗？难道我犯了乐观主义的错误或者也可以说是女权主义的错误吗？也许是的，我对果尔达·梅厄永远不是客观的。尽管我认为，要认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需要像手执手术刀的外科医生那样，冷静地对其进行剖析，但是我总是做不到我自己所要求的那样，以清醒的头脑来评价她。我认为你即使完全与她合不来，不同意她的政策、她的意识形态，也不得不尊敬她，钦佩她，甚至喜欢她。我一下子就喜欢她了，尤其是因为她有些像我的母亲。她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母亲的头发也是灰白卷曲的，带着倦意的脸颊也同样布满了皱纹，支撑着她那笨重的身躯的也是那浮肿、站立不稳和沉重的双腿。我的母亲同样给人以刚强而又温柔的印象，同时有着一个讲求整洁的家庭妇女的形象。她代表这样一类妇女：她们平易近人、谦虚，从自己充满痛苦、烦恼和辛劳的丰富阅历中汲取了智慧。但是，果尔达·梅厄还有她的独特之处：她有更多的特点。例如，她掌握着千百万人的命运，她能够使中东实现或丧失和平，她能够点燃或熄灭一场世界性冲突的导火线，而且她也许还是遭到我们大家谴责或怀疑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这些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并没有兴趣去谈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关于果尔达·梅厄的事，我要谈的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事。下面就是发生在这次采访中的故事，或者说是我与果尔达·梅厄的故事。

我们第一次会面是在10月初，地点在耶路撒冷她的寓所。那天是星期一，她像我母亲接待客人时那样穿着一件黑衣服，也像我母亲接待客人时那样在鼻子上涂了点粉。她坐在客厅里，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和一盒香烟。看来她那时所关心的只是尽量使我不感到拘束和尽量不显露她自己的权戚。事前，我曾给她送去了一本我写的关于越南战争的书和一束玫瑰花。那天，她手里拿着那本书，那束玫瑰花插在花瓶里。在我向她提问以前，她先谈论起我对战争的看法，这样我就毫不费力地使她谈论起她的战争：恐怖主义，巴勒斯坦人，被占领的土地，以及如果她同意与阿拉伯人谈判，她将向萨达特[2]和侯赛因提出的条件。她的声音热情、洪亮。她笑容可掬，兴致勃勃，很快就吸引了我。在交谈了1小时零15分钟后，我就完全被她征服了。她说她还将同我谈一次。第二次会见于三天后在她的总理办公室进行。那是十分有趣的两小时。在这次谈话中，她拒绝谈论一些我对之持保留态度的政治问题，而只谈有关她自己的事：她的童年，她的家庭，她的私生活，还有她的朋友们，例如彼得罗·南尼。她对南尼非常钦佩，其感情之真挚很使人感动。告别时，我们已成了朋友，她送给我母亲一张她本人的照片，还在上面写上世界上最感人的话。她希望我过不久再去看她。“但是不要带那件东西，知道吗？我们只是在一起喝杯茶，聊聊天。”她所指的那件东西就是我用来记录她的每个回答、每一句话的录音机。她的助手们对我们这次晤谈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那件东西面前，她从来没有谈得如此泰然自若。有一名助手要求我把这次谈话的录音带复制一份寄给他，他想赠送给一个专门珍藏果尔达·梅厄文献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