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战争之路（第5/5页）

19世纪90年代，海军开始向岸上转移。议会出资，在查塔姆、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等主要基地建造岸上兵营，取代了大部分从纳尔逊时代就留在那里的废船。这个时代留给现代最伟大的纪念就是位于达特茅斯的海军学院，学院的选址可以俯瞰这个城镇，取代了当地老旧的木质战列舰。学院气势恢宏，可以与朴次茅斯新建的军官食堂一比高下；学院建筑呈现出佛兰德的风格，内设炮塔以及托斯卡纳风格的入口走廊。在里面，宏伟的楼梯旁镌刻着英国海军历史上的伟大胜利，给每个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院内还有一个不错的餐厅，屋顶是木拱悬托梁的结构，和许多由海事艺术家威廉·莱昂内尔·怀利（W.L.Wyllie）创作的战争场景。

费舍尔决定让工程官加入海军军官的队伍。根据塞尔伯恩方案，自1903年起，包括皇家海军陆战队（RoyalMarines）的所有军官都要接受训练，之后他们就能成为机械、航海、射击方面的专业人才。当他们获得更高的军衔后，他们都能指挥战舰，甚至有可能晋升为海军上将。但是这项计划最后失败了，工程师仍然是游走在海军边缘的专家。

相较于老式发动机，涡轮发动机的燃油效率并不算高，而且它们的大马力需要消耗大量的煤，而煤是需要由船员人工运送的。正常情况下，船每次执行完任务，就要回来重新装煤，但往往这时候船员已经疲惫不堪了。装煤是一项肮脏、辛苦的工作，几乎船上的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就像指挥官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曾写的：“有一句格言总是对的：每一个在场的灵魂都应该为大量装煤做出这些贡献。”42

司炉工人的生活一直很苦。新建的战船也需要大量的司炉工人给火炉添煤。到1910年左右，海军中他们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水兵。他们的招募标准更低，而且不需要接受海员的纪律培训，这就容易引起问题。1906年，海军上尉克拉德（Collard）负责一队不太听话的新司炉工人，他命令这些司炉工人“跪着”走（go‘ontheknee’）。这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海军命令，这么做可以让后排的人更好地看见前面发生了什么。但是克拉德用这一招惩罚他们，而且据说态度极差。司炉工人拒绝服从，在朴次茅斯掀起暴乱，其中受伤人数过百，海军陆战队被调来重整军纪。而这只是1900年到1914年之间至少24起暴动或“集体无纪律行为”中的一起，但是这一次暴动得到了最多的媒体报道，甚至还登上了《纽约时报》。43

技术的发展可以减少船只对司炉工人的依赖，不过这样的发展还需要很长时间。众所周知，对蒸汽机来说，石油是比煤更有效的燃料。同样重量的燃料，石油更持久、性能更好，用石油的话，船只加速更为便利，还免去了人工装煤的辛苦。只要把加油器靠过来，几个司炉工人就能完成管道连接，燃料就被灌到船里了。这也大大提高了在海上给船只补给燃料的可能性，但是在当时这种可能性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利用。石油燃料可以很容易地在船上运输、转移，而且它可以被贮藏在几乎任何隔间里。这就意味着船只不再需要大量的司炉工人，所以司炉工人的数量会大幅减少，他们可以专门从事器械的维护和修理，住宿的空间就被大量节省下来。石油也有其弱点，它不能像煤一样抵御敌人的炮火，而且需要进口，这对英国的战略具有长远的影响。丘吉尔和壳牌石油（ShellOil）的创始人马库斯·塞缪尔爵士（SirMarcusSamuel）协商，并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AngloPersianOilCompany）签订了保证石油供应的协议。所有的造船厂都在造燃油贮存柜，新船都是以燃油要求建造，旧船也依次进行改造。

自1905年以来，一系列的国际危机造成局势紧张，其中大多数都与海洋相关，尤其是1911年德国派遣炮舰“豹”号（Panther）去强占摩洛哥。而正是占领摩洛哥这一事件导致了最后的危机。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FranzFerdinand）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奥地利要求塞尔维亚人对此负责。这就将塞尔维亚的保护者俄国，以及之后与俄国建立同盟的法国卷入其中。英国和法国、俄国只是协约国而非正式建立同盟，眼下没有义务参战。但是德国计划在“俄国压路机”（Russiansteamroller）通电之前击败法国，而唯一能达此目的的方式就是攻击比利时，自1830年起，比利时的独立一直受到英国的保护。

在这一背景下，1914年6月基尔周帆船赛（KielWeekRegatta）期间，海军上将乔治·沃伦德（AdmiralSirGeorgeWarrender）率领4艘新型无畏战舰和4艘巡洋舰对德国进行友好访问。这个会面的地点首先就值得注意，因为基尔运河（KielCanal）最近刚刚完成了拓宽工程，以匹配新型的无畏战舰。沃伦德的舰队得到密令，要查明一切他们能查到的关于德国海军的信息，包括射击和鱼雷的装备技术，通讯技术也在探查的范围之内。表面上，大家都很友好。德国海军的乔治·冯·哈泽（GeorgevonHase）说道：“在所有的舞会和晚宴上，随处可见年轻的英国官员和德国官员共同举杯、相谈甚欢，和德国小姐打情骂俏。”相较于德国人的武器，“南安普敦”号巡洋舰的中尉斯蒂芬·金-霍尔（StephenKingHall）更关心社会学上的东西。他观察到德国海军军官比英国军官更有教养、更聪明，但是他们一旦离开上级的视线就表现得像远离老师的顽童。他还注意到德国军官更有魅力、更重礼节，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把船当作自己的家，因为每个人在岸上的军营里都拥有一个小隔间。“如果两军交战，”他总结道，“我们将面对勇敢的对手。”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