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长期和平的影响（第2/6页）

……为呼吸一丝空气，他们紧贴栅栏；为喝到一口淡水，他们大打出手。每个人都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仿佛刚刚经历瘟疫一般。前日上船的奴隶尚在残喘，更早到来的奴隶早已饿得瘦骨嶙峋……4

在查禁奴隶贸易的行动中，最为成功的当属拉姆齐（Ramsay）上尉的“黑色玩笑”号（BlackJoke）以及亨特利上尉（LieutenantHuntley）的“罗莎蒙德美人”号（FairRosamund）。在1830年到1832年间，他们共俘获了9艘贩奴船，而分舰队中的其他船只一共才俘获了2艘。有些军官颇为享受追逐的快感以及释放的权威：“他们脚戴镣铐，两人一组绑在一起。到达目的地被解除镣铐后，他们无不心满意足、感激涕零。”5但是更多的军官对枯燥的海岸生活和贫乏的战利品心生厌烦，反倒是海军中的底层水手和低级军官乐在其中，尽管死亡率很高——当年西印度群岛死亡率1.8%就已经让人心惊胆战，英伦海域的死亡率还不到1%，相较于此，西非海岸执行任务的海员死亡率达到5.4%，确实高得惊人。作为高风险的补偿，每释放一名奴隶，海军就会得到相应的奖金，在没有获得赏金的日子里，这样的奖金是很受欢迎的。英国海军总共拦截了千余艘贩奴船，释放奴隶近15万人。后来，英国政府与巴西、古巴政府签订条约，共同打击奴隶贸易。从1861年进行到1865年的美国内战也中断了对奴隶的市场需求，英国海军查禁奴隶贸易的任务才告一段落。

帆船战斗的时代并没有完全结束。在阿尔及尔战役结束11年后，英国海军又投入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中。由于希腊反抗土耳其的统治，法、俄、英三国联合舰队派出22艘战舰的分舰队，在希腊的纳瓦里诺海湾（NavarinoBay）与规模大得多的土耳其舰队交战。78门火炮船“热那亚”号（Genoa）上的水手查尔斯·麦克弗森（CharlesMcPherson）亲眼看到了这一行动：

船只鸣笛收帆，准备靠岸。我奉命来到船头桁端处……由此可以鸟瞰整个港口……海湾内以及我们周围，土耳其—埃及的舰队排成3列……这时我们才看清了我们这艘船所处的境况——在3支分舰队中，就属我们的境况最为凶险。敌军两列战舰与我们并行，所有炮口直冲我船：右舷不远处有1艘双甲板帆船，左舷船头处还有3艘双排架的护卫舰，就这4艘船的火力就足够我们消受的了。然而我们的船尾处还横着1艘大护卫舰，已经攻击、阻截我们好一会儿了。后来，我们凭借法军的火炮才得以脱险。6

不久之后，联军长久以来的训练和积累的经验开始发挥出巨大的优势，78艘土耳其战舰中，只有8艘得以逃脱，大部分被毁或被俘，这场海战一举扫清了阻止希腊独立的障碍。这也是英军在大帆船时代最后的辉煌，随着科技的发展，战舰也将掀开新的篇章。

1815年之前，长期的战斗经验加上维多利亚早期的进步观念，催生出船舶设计的新理念。受到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影响，罗伯特·塞宾斯（RobertSeppings）重新设计了船首，以便装载更大吨位的火炮。1811年，74门火炮“巨型”号（Tremendous）下水试行，其特殊的内部对角线结构能够有效支撑起更为庞大的船体，防止船舶中部拱起、头尾下垂。这样一来，到1815年，海军中最大的三层甲板帆船是1806年制造的“纳尔逊”号船级，排水量2601吨；到了1848年，这一纪录被新的船级超越，“威尔士亲王”号的排水量达到了3185吨。然而，塞宾斯重新设计的战船船尾并不受欢迎。数个世纪以来，船尾往往是船体结构中比较脆弱的部分，它们大多由玻璃和精致、易碎的走廊组成。塞宾斯创造的新的“圆形船尾”确实在坚固性上完胜，但是在美观和舒适性上不如以往，而在和平年代，军官们似乎更看重美观和舒适性。在1832年那场影响巨大的改革中，佩皮斯曾经供职的海军委员会被撤，塞宾斯随之退任，新上任的威廉·西蒙德（WilliamSymonds）的战船设计理念源自游艇，追求的是速度。但是，设计部里那些不断专业化的船舶设计师开始排挤原来的造船工匠，对西蒙德的设计也多有苛责。西蒙德设计的船型通风口过低，射击平台狭窄，海军军官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一船型的不足。更大的革新正在酝酿之中。

身为海军部的第一海务大臣（1812年至1830年在任），梅尔维尔勋爵（LordMelville）常常面临错误的指控，“那些官大人们以最大限度限制汽船的使用为己任，仿佛汽船给帝国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7。然而实际情况是梅尔维尔已经极力推动蒸汽动力的普及，1823年，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