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荩忱不死（第2/12页）

前一段时间，为充实日军在东北警戒苏联的力量，军部一直在考虑减少山海关内日军的数量；而中国军队发起“冬季攻势”后，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认为在“敌人力量尚强”的情况下再减少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兵力将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两方面一直在打嘴架。最后东京虽然批准了会战，但对于是否攻占宜昌没下定论。

现在，日军继随枣会战后，再次对李宗仁的第5战区用兵。

早在1939年底，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叫来了一直做桂系工作的和知鹰二（和知负责的政治谋略工作代号叫“兰”，直接归派遣军总司令部领导），问：“如果切断第5战区跟重庆的联系，然后跟李宗仁、白崇禧谈局部和平。如李拒绝，就击溃他的部队。用作战、谋略同时并举的办法迫使桂系脱离重庆政权，你觉得可能吗？”

和知答：“很难。”

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座，告诉和知：“不必寄希望于桂系停战。”

因为当时，板垣正寄希望于直接跟重庆政府谈判的“桐工作”。

第11军打击李宗仁的作战总计划是：在汉水东岸的枣阳地区捕捉第5战区主力，在汉水西岸的宜昌地区实施最后歼灭。这一次，投入兵力除第3和第13师团两个老面孔外，还有第39师团、第40师团石本支队、第6师团池田支队。

此时，田中静一第13师团驻扎湖北安陆。第13师团的老搭档，第3师团驻扎河南信阳。新任师团长是前陆军次官山胁正隆。驻随县的是第39师团，师团长是个叫村上启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枥木县人）的人。

倒退一年，也就是1939年，日军就感到兵力不够用了，甲种野战师团寥寥可数。为解决兵荒问题，从1939年初，陆续新成立了一批主要用于地方警备的三联队制乙种治安师团，第39师团就是其中一个。

除上面3个主力师团外，天野参谋又从第6师团里抽出来一个支队即池田直三支队；从第40师团抽出石本昌直支队（后来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又带了两个大队过来）。此外，还有来自第34师团的一个支队以及来自独立第14混成旅团的分遣队。步兵之外，加上两个战车联队和一个野战重炮旅团。

按计划，第39师团和第6师团池田支队出现在正面，搅动第5战区，最终向襄樊东南进击；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由北南下向襄樊；第13师团以主力突破大洪山防线，亦向襄樊转进。攻取襄樊后，伺机渡过汉水，向西逼近宜昌。

开战前，圆部和一郎的战斗司令部由武汉推进到150公里外的应山。4月28日，抵达应山后，园部下令在应山与各师团之间架设电话线，在第一期作战即各师团向襄樊集结这个时间段限制使用无线电，采用静默的方式，以防被中国军队破译。同时，园部叫日军“有关部门”进行两项宣传：一是日军只在汉水以东作战，至于汉水以西的宜昌那边，不在日军考虑范围；另一个是进行诱使汤恩伯部南下的宣传。

为迷惑李宗仁，日军又在江南开始佯攻：海军出入洞庭湖和鄱阳湖，战机轰炸第9战区的阵地，一部日军向九江以西展开扫荡战。在白天，看上去部队都在往南调，实际上是虚晃一枪，夜里日军又坐着火车咣当咣当地北上了。

就这样，在鄂北、豫南，日本人集结了近二十万部队。从数字上看，已是武汉会战后日军最大一次行动了。

李宗仁那边当然也没闲着。

得到日军有可能在五月初展开作战的情报后，在4月13日，李宗仁于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召开集团军总司令会议。孙连仲、黄琪翔、汤恩伯、张自忠、刘汝明、郭忏等人悉数出席。

其中，孙、黄、张、汤是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是孙连仲的副手，陈诚的左膀右臂之右臂郭忏，是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驻宜昌）。另两个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因事未在军中，王瓒绪还未到任。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在安徽大别山，因经营大别山的廖磊刚刚去世，李因故未能参加会议。

李宗仁以黄琪翔为中央兵团长，率自己的集团军和孙震集团军担负襄花公路正面，以及大洪山至桐柏山间的预设阵地；以孙连仲为左翼兵团长，率自己的集团军和王仲廉的豫鄂边区挺进军担负桐柏山到信阳一线的阵地；张自忠为右翼兵团长，率自己的集团军和王瓒绪的集团军守备大洪山和汉水西岸的阵地；郭忏的江防军守备宜昌以及汉水西岸至宜昌的纵深阵地；李品仙在大别山区率部袭扰平汉线南段的日军，做策应；汤恩伯的部队依旧为机动兵团。

在敌情判断上，李宗仁认为，即将开始的会战，将是去年随枣会战的翻版，日军的作战目标顶多是夺取襄樊。因而，在兵力布置上没什么新意，仍以随枣为第一线，襄樊为第二线，以襄樊、新野间的地带为决战区，没准备其他的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