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荩忱不死

1940年3月上旬，蒋介石把全国各战区参谋长召集到重庆，召开有关“冬季攻势”的作战总结会。

在一个多月的攻势里，毙伤日军8000多人，中国军队的伤亡则超过5万人，虽然损失照样数倍于敌，但整个攻势的战略意图却达到了：告诉了日本人，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依旧具有力量，并在不断地补充血液。

会上，蒋介石对各参谋长的汇报进行逐一点评，特别警告参谋们不要成为长官的附属品，而要成为长官的灵魂。

蒋介石发问。

薛岳第9战区在出动了9个师的兵力后为什么没能攻下大沙坪（湖北崇阳与通城间，日军重要据点，第6师团第45联队屯驻，攻势中遭夏楚中等部围攻）？

张发奎第4战区为什么没能克复南宁？

李宗仁第5战区为什么没能收复钟祥、随县和信阳？

蒋介石特别责问顾祝同第3战区为什么没能切断日军的长江航道。

在当时情况下，想完全切断长江航道，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实，中国军队在长江的布雷战是英勇的。自武汉会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长江航道，仅用水雷就击沉击伤日军舰船500多艘。

按第21军团长骆周能（中央军校高教班，四川大邑人）的回忆，武汉会战后，海军部在安徽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设立布雷办事处，以两个大队担负起长江下游从安徽铜陵到江西湖口700里地的布雷任务。第21军则负责掩护布雷大队，后也参与布雷任务，“在此犬牙交错的敌我战线执行布雷任务，其艰巨性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一次，骆周能的战友、另外一位团长接上峰命令：“挺进江岸，布放漂雷。”由于领会错了意思，团长带着部队打到长江岸边，刚想布雷，已被日军包围，部队伤亡惨重，团长引咎自杀。按骆团长的说法，布雷这件事只能“选择最坏的气候，大雨、大风、大雪、大雾、黑夜偷布”。

布雷相当于在日军面前装炸弹，难度可想而知。这样说吧，要到江心布雷，除抬着20到50枚单重100公斤的漂雷外，还要抬着船去。很多时候，由于日军封锁，又没法把船弄过去，或为躲鬼子的巡逻艇，布雷队员只能在水下作业。夏天还好，冬天时，为麻痹敌人，多选大雪天布雷，结果是，不少战士任务完成了，也活活被冻死了。

第21军军长是川军将领陈万仞（四川武备学堂，四川仁寿人），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对敌人要像蚕子吃桑叶一样，一口一口地吃，积小胜为大胜，即是我们以很小的代价，换得敌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损失，才是真正的胜利。我们击沉击伤敌舰就是这样。因为一颗炮弹，一只水雷，只花了几十元、几百元的代价，就炸沉了敌人价值几十万、几百万的兵舰，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却被许多军事指挥官忽略了。”

接着说蒋介石。

蒋介石告诉众参谋长：战略上，中国打的是持久战；战术上，一定要速战速决。除再次谈到注意日军迂回战术外，他还强调：在一次作战中，战术预备队的储存顶多只能占部队总量的四分之一；作战时，如与上级失去联系，在没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必须死守原地而不能撤退；如得到撤退令，则要从日军两翼退；敌人放毒气时，最好的破解方法是向敌方前进。

会开完，蒋介石叫住第5战区和第9战区的参谋长说，据情报反馈，日军最近将有一次不小的军事行动，但还不能确定是在第5战区发动还是在第9战区发动。

确如蒋介石说的那样，“冬季攻势”里遭围攻的日军第11军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报复行动。

以往都是日军主动进攻，但“冬季攻势”是中国军队在各战区同时出击，把日军打得愣了几愣，心理上早就接受不了了。就好比一个小流氓和一个三好生，平时都是前者欺负后者，而这一次三好生突然给小流氓来了个飞踹，于是小流氓心里一下子就不平衡了。

第11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熊本县人）就是那个小流氓，在以上背景下策动一场大会战，矛头直指李宗仁第5战区。

园部是1940年3月初接替军校同学冈村宁次的，后者回国出任天皇身边的军事参议官。园部上任时，正赶上汪精卫伪政权即将在南京成立，日军总部也希望给汪精卫打打气。

园部这个人比较平庸，没什么军事才华，作战计划完全由他的高级参谋天野正一一手拟定。按计划：第11军要倾巢而出，打一次武汉攻略后的最大会战。拟定的最远端攻击城市为宜昌。如此一来，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批准就不行了，还需要东京大本营批准。

东京什么意见呢？

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的态度比较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