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傅作义的奔袭（1939年12月～1940年3月） 黑虎掏心

包头位于黄河北岸和平绥线（北平到绥远省会归绥）上。

在塞北，归绥、包头、张家口呈掎角之势，是日军占领的三个重要据点。相比之下，包头战略作用更大，因为它如同刺入西北腹地的一把匕首。

在包头和附近的据点，日军驻屯的兵力有万人左右。包头的城防也极为坚固。如强攻，中国军队必会付出重大伤亡，而且能不能攻下来还另说。

傅作义深知这一点，故而采取了“调虎离山”“黑虎掏心”“围城打援”三招。

怎么把包头城里的日军主力调出来最关键。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怎么把从固阳（距包头70公里）和安北（距包头90公里）赶来的日本援军挡住甚至全歼。只有两者齐备了，才可以保证对包头的“黑虎掏心”。

为迷惑日军，傅作义用了“瞒天过海”的办法，隐蔽作战意图。他叫师长董其武带部队做出在一线筑建战斗工事的姿态，给日本人一个信号：看，中国军队只是固守防线而已。此外，打包头是一次长途奔袭，辎重补给是个问题。若一开始就大规模动用辎重部队，势必引起黄河北岸包头日军的怀疑。于是傅作义叫人昼伏夜出，把大量弹药逐次埋在黄河南岸的沙土中。一旦开打，可用最短时间完成弹药补充。

功夫做足后，1939年12月15日，傅作义一声令下，以第35军为主力的攻击部队——三万多步骑兵，穿越茫茫草原和戈壁，悄悄向包头进发，开始了抗战八年中史无前例的一次长途奔袭。

出发前，士兵们都不知道此战的目标是哪儿，部队长告诉他们：一直向前就是了。

第35军的三名部队长：董其武、孙兰峰、袁庆荣。他们很早就都追随傅作义了，时间最短的也超过十年，都是“自己人”。

民国时代，自己人、同乡、同学、校友、师生之谊，各种能搭上关系的社交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中的人事录用。人事关系的陈旧传统虽制约着不同部队间的配合，但有时也会起到积极作用：在一个部队内部，假如将帅彼此认定对方是自己人，那么关系就很融洽，主帅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不必担心部下不买账和阴奉阳违的事出现。

在兵力布置上，傅作义做了以下安排。

孙兰峰新编第31师为攻城主力（配属独立炮兵第25团和一个地方警备团），避开日军在包头外围的据点，长驱直入打包头；骑兵第7师破坏包头到归绥的铁路桥，断绝该方向的日本援军，随后作为预备队使用；袁庆荣新编第32师担负打援任务；董其武第101师进入包头西北，以一部扫清昆都仑河到包头沿线各据点的日伪军，同时担负总预备队角色，随时支援孙兰峰的攻城部队。包头受攻击，日军必然会从相距最近的固阳、安北搬援兵，所以袁庆荣部担负的任务极重。如阻击不了日骑援军，孙兰峰的攻城作战也许就会功亏一篑。

按计划，孙兰峰的攻城部队要在12月20日抵达包头北面的黄草洼，总攻击在当天日落后开始。

不想，中间出了岔子！

骑兵第7师在12月18日完成切断包头到归绥的铁路桥的任务后，本应作为孙兰峰攻城部队的预备队，隐伏在包头外围，成为第二道保险，一旦袁庆荣打援不力，日骑突破防线，骑兵第7师就进行二次拦截。但是，这支由军委会直属的骑兵部队，在进入包头以东，沿铁路破坏桥梁后，并没隐蔽下来，而是向后方撤去了，也就是说提前脱离了战场。

傅作义非常恼火。

此时，孙兰峰的攻城部队已潜行到集结地黄草洼了。

傅作义这时拿到最新情报：“调虎离山”之计奏效，包头城里的日军正在外调，12月20日一大早就会出城。

在这种情况下，已没必要等到12月20日傍晚再开始进攻了。

傅作义把指挥部推进到昆都仑河边的一个村子，下令将攻城时间提前到12月20日上午。各部急行军，估算时间，当兵临城下时，日军主力正好已离开包头。

这个时季，包头地区气温低寒，枪栓冻得都拉不开。有部队长问傅作义怎么办。傅作义说：“不还有尿吗？用尿浇开！”

孙兰峰带着部队，在熊川联队出城不久，就摸到包头城下。

新编第31师的三个团长，是第91团团长刘景新（行伍出身，山西运城人）、第92团团长郁传义（天津警备司令部政训所，山东费县人）、第93团团长安春山（北方军官学校，山西稷山人）。外加配合行动的地方警备团，团长叫于霖瑞（行伍出身，山东德州人）。

部分士兵着便衣。

按孙兰峰的计划，刘景新和于霖瑞这两个团，分别从左右两侧攻包头北门；安春山那个团在包头东城外警戒敌情；郁传义的团作为预备队。但就在安春山带着一支便衣队路过西门时，发现这里没有任何警戒（小岛刚刚从这里出去送别熊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