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马当要塞是怎么丢的（第6/6页）

在这里，日本人进入一个误区：放大了中原地区在现时代的政治作用。

在古代中国（南宋以前），中原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是最发达的，打仗时又处四战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当无疑问。但进入现代后，中原既不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在政治地理上也不是最重要的地区，唯一的战略价值来自于军事地理。这也是中国的不少将领所担心的。

有一天，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浙江诸暨人）在和参谋处长刘云瀚（黄埔军校7期，江西大庾人）聊天时，谈到时局变化，两个人都认为武汉的失守只是推迟多久的问题。当时郭忏说出一句心里话：武汉失守后，抗战还能不能打下去是一个问题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土木系”三号人物，陈诚的“左膀右臂”中的“右臂”（左膀为罗卓英），一个是陈诚刻意培养的后起之秀。他们的忧虑主要来自于军事角度：如果日军控制了武汉，无论是南下潇湘，还是西击陕川，打起来都会比较舒服。而且，还可以作为兵站基地和航空兵基地。事情的严重性在这里。

除了“不停战”外，日本人另一个对策是通过政治谋略，想方设法分裂重庆政府，后来果然促使汪精卫出走。这一点日本人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最初，在日本人的视野里，显然没有汪精卫这个人，一是觉得此人位高权轻，没有真正的实力；二是不认为他会“渴望和平”。所以日本人在建立对抗重庆的“新中央政权”的计划中，特别提到要启用“中国一流的人物”，比如邀请已隐退的北洋元老唐绍仪和军阀巨头吴佩孚出山（但吴不给日本人面子，始终不屈，终被日本人毒杀；唐绍仪则被戴笠的军统刺杀）。

邀请中国“一流人物”出山的计划，被日本人称为“鸟工作”。当然不仅于此，瓦解杂牌军的工作叫“兽工作”，在重庆制造“反共”与“和平”空气的工作叫“鹫工作”，在云南建立分离重庆政权的工作叫“鸢工作”，策反徐源泉的工作叫“牛工作”，策反石友三的工作叫“猫工作”，策反旧东北军的工作叫“狗工作”，策反韩复榘旧部的工作叫“栗鼠工作”，如此等等。

这个计划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一个精通情报和政略的人进行总负责，于是日本军部调回在前线的土肥原贤二，叫他出任对华特别委员会陆军省代表。他们认为，相比于指挥第14师团野战，这个角色更适合土肥原。辅佐土肥原贤二的是柴山兼四郎。陆军在北平和上海各开一分支，上海由和知鹰二负责，北平由大迫通贞负责。后来精通谋略的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也纷纷加入。

就在东京从军事和政治上同时攻略武汉时，1938年7月下旬，苏联军队突然入驻张鼓峰（今吉林延边珲春市防川村北），日本驻朝鲜的第19师团紧急出动，其间采取了多次专断行动，使得两军终于爆发了战斗。最关注这个事件的甚至不是日本和苏联，而是在武汉的蒋介石。张鼓峰上呼啸的炮弹声能不能演化为两国的大战？蒋介石一直支棱着耳朵，但最终他还是失望了。

苏军进驻张鼓峰的目的至今仍不是特别明了。按日本人当时的判断：这是一次为使日军不能派出更多的兵力投入武汉会战而进行的虚张声势的牵制行动。也就是说，苏联人意在帮助国民政府。同时，在紧张的苏日关系背景下，试探一下日本人对苏联的战备情况（实际上，当时日军在东北的弹药储存量，不够15个师团打一次会战的）。但是，苏联人后来一直没承认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