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庐山召集令（第5/7页）

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2月1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2月5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的兵力：4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5日可以投入战斗。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2月5日开始的。

1933年，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转了一圈后，他就预言：未来几年内，中日间必有大战！回国后，他多次提醒蒋介石应该开始备战，随后以军事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与国防计划的制订。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蒋百里提出“持久抵抗”的战略（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拖垮），认为中国肯定是有办法的。蒋百里又依据在日本的见闻以及多年来对日本民族、社会、政治、文化和军事的观察，写成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文章结尾处，将军这样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庐山，蒋百里在为军官训练团的学员们训话时，叫大家作好跟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

说起军官训练团，1937年夏天只办了2期，到8月底，学员们就提前毕业了，因为他们必须从庐山直接奔赴抗日战场。

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联想着那一个个下山的身影，总有一种令人难以说清楚的悲怆。那些影像重重叠叠，军、师一级的，有第26军军长孙连仲、第14军军长李默庵、第51师师长王耀武、第98师师长夏楚中、第11师师长彭善、第36师师长宋希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第2师师长郑洞国、装甲兵团司令杜聿明；旅、团一级的，有独立第20旅旅长钟松、第11师第66团团长胡琏、第51师第306团团长邱维达、第51师第153旅旅长李天霞、第98师第294旅旅长方靖、第29军219团团长吉星文……

上面这些人中的少壮派，中日开战之年都在三十多岁，大多是黄埔军校出身（1期到6期不等），最低的已经干到了团级，最高的干到了师级，是抗战八年中蒋介石依赖的一线将官。那么，在老一阀儿人中，嫡系之外，蒋介石最看重谁呢？

白崇禧，桂系第二号，跟那个年代很多老资格的将领一样，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停办于1923年，黄埔军校开办于1924年，后来从保定军校毕业的不少人都去黄埔当教官了。保定军校出来多少人呢？顾祝同、陈诚、薛岳、张治中、罗卓英、刘峙、上官云相、傅作义、周至柔、唐生智、余汉谋、商震、熊式辉、黄绍竑、李品仙、杨杰……

白崇禧人聪明，毕业后回到广西，从见习官干起，一直干到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在北伐中军功赫赫，从两广打到平津。后来一直跟着李宗仁反蒋，但搞了三次败了三次。说起来，桂系有三首领，李、白外，还有一个黄绍竑。李宗仁排老大没得说，谁排老二？一直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白，有人认为是黄。其实，早年黄压白一头，前者属于少年才俊类型的，而且同样精通兵法（中日开战时第一任军令部部长），但后来被白反超。加上黄不久后脱离军队，搞政治又不成，再提起桂系时，大家基本上就把他忘了。

蒋介石在庐山时，就发电报邀请李宗仁和白崇禧上山。回京后，7月下旬，又派刘斐（广东西江讲武堂，湖南醴陵人）去广西走了一趟。

刘斐跟白崇禧有颇深的渊源。想当年，刘斐从军就是从桂军干起，在当上小军官后，一个偶然机会被白发现。他见刘斐办事沉稳，颇有头脑，就叫到身边有意培养，当自己的参谋，后来又把刘斐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先在一所步兵预科学校进修，然后在陆军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由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服役满2年且不到三十岁的中尉、大尉才有报考日本陆大的资格，因为外国人没法在日军中取得两年以上军籍，所以当时留日学生说拿到了日本陆大文凭，实际上都只是“旁听文凭”。但无论如何，在日本镀过金后，刘斐一下子成了桂军中最重要的幕僚之一。在中日开战前，刘斐出任军令部作战组（后升为作战厅）组长，工作内容就是拟订对日作战计划。

刘斐到桂林后，拜见了李、白，说明来意，请两位大佬出山，赴南京商对时局。

把刘斐安顿好后，桂系众人开会：南京，去得去不得？

白崇禧说：应该去。

对白来说，理由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李、白就力主抗日，并在广西搞新面貌建设，几年下来，已成为全国抗日决心最坚定的省份之一。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为什么那么牢，除了几个首领清正廉洁外，靠的就是抗日的号召力。况且前一年闹“两广事变”，两个人打出的也是抗日旗号。现在事变爆发了，蒋介石要全面抗日，拿不出一点理由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