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庐山召集令(第3/7页)

对于谈到北平局势的人来说,不外乎两种观点:一是当局部事件解决,二是准备即将到来的大战。

在谈到事变的人里,国家社会党总秘书张君劢第一个表了态。他对大家说:国社党在当年是秘密成立的,与国民党政见不同,对政府更是多有责难,但如今平案爆发,党派之争已退其次,最重要的是如何挽救民族之危亡。

上庐山的大学校长有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人,大家认为危局之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纷争都可在这个原则下和解。

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提出问题:国难之际,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劳工大众,都会拥护政府抗日,但怎么把这种拥护组织成强大的力量,需要政府拿出具体的办法。

文的表态了,武的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两个副委员长,一是冯玉祥,二是阎锡山。阎没来,冯作为军界仅次于蒋介石的人,打开话匣子。

在此之前,冯玉祥(行伍出身,祖籍安徽巢湖,在河北保定长大)造了蒋介石好几次反,蒋冯大战、蒋冯阎大战等等,最后都被一一化解。1935年,冯、阎一起做了蒋介石的“副手”,实际上蒋从没把冯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冯最大的特点是嗓门高,别看是老粗出身,但擅长演讲,鼓动性还挺强;说到政治手段,就平平了,也很难说会打仗;在军中呢,喜欢搞家长制,虽然北方的将领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但最后对冯都不太信任了。但他资格老,在各方较量中往往会成为一个有用的棋子。

冯玉祥说了不少,总结起来是这么个意思:日本人不是东西,这话我早就说过,看见没有?果然又在北平闹事,亡我之心不死啊!有人说不能跟日本人打,因为打不过人家,我说一定得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不能当投降派。

但慢着,文的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没说话。他就是胡适。胡的态度很微妙。在谈话会上,他对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深感欣慰”,并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支持政府积极地对抗日本,但又反对全面开战。认为一旦全面开战,中国此后的局势将不堪设想,多年来支撑起的“国体”将毁于一旦。胡适要求政府拿出最大的努力与耐心,跟日本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

在会后,胡适还专门拜访了蒋介石。

随着日本调遣国内师团入侵中国,蒋介石的想法是:已不是中国想不想打的问题了。事变爆发后,从四川紧急返回南京的何应钦向庐山上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江苏吴县人)得到蒋的口风后电复何应钦:委员长的方针已经决定了。

1937年7月17日,谈话会继续在庐山进行。在这一天,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在这个声明里,他把很多真实想法都说出来了: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