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第19/20页）

“文革”乍起，叶盛长便从配角变为陪斗，斗三哥，他陪着；斗四哥，他陪着；斗当权派，他也都陪着。从小他受多少宠，现在就受多少罪。从1966年到1976年，他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儿——先烧锅炉，烧了一段时间得了病，就叫他看澡堂子，每天负责卖澡票、放水、刷池子，后又调到食堂卖饭票。他还当过电工、管道工。这十年间，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生命就这样沉浮在一汪死水里，卑微又委屈。而这种生活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则有着全部的严酷意味。

什么是命？无可奈何就是命。京剧、昆曲这样的精致文化，使艺人在戏剧情景中成为才俊，也使他们在另一番情景中成为废物。艺人即使有优异的禀赋，也是要在正常秩序下，得有相当得条件才能发挥。也就是说，越是高雅的艺术就越需要安闲的条件。叶盛长在回忆录里说：“艺人一旦不能演戏了，便有沦为乞丐的危险。”他的话说得含蓄，没挑明这个“危险”是什么。

【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

1979年，叶盛长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他以清白之身开始了新的演艺生涯。即使领导让他扮个船夫，也觉得幸福。其实，他的心里很清楚：代际的更迭正在加速进行，年轻的一代已掀起一个又一个“时尚”、“创新”的浪潮。他还没来得及重新证明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就被后来者迫不及待当成了“老前辈”推到一边儿歇着去了。

1980年，叶盛长随中国京剧院赴香港，回到广州做汇报演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翻了一个“抢背”，当时就深感不适。待演出完毕，便突发了脑血栓。幸亏治疗及时，更多亏妻子照料，妥贴安排起居，规律又合理。精心安排伙食，吃着顺口，又于病有益。每日到时候催他起床，催他散步，催他吃药，催他午觉。叶盛长也有毅力，就是躺床上，也坚持练功。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锻炼，他的左臂和左腿居然恢复了大部分功能，原来的糖尿病也大为好转。痊愈后的叶盛长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没有妻子加”家庭护士“的严格管理，自己的病是肯定好不了的。”

生活就是这样，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1985年，谭秀英病倒了，检查的结果是白血病。一家人都吓傻了。

文革时，叶盛长的私人房产——宣武门海北寺街八号的两进四合院共二十四间平房，连带一个庭院，全部归了公。后来落实政策，政府给了八千块钱算是退赔。别小看这八千块，它是叶盛长1949年以后仅有的财产和积蓄！全拿出来给妻子治病，也没能见效。

“淡却双蛾，哭损秋波。”临终那一刻，谭秀英对丈夫说：“看样子我得走了。撇下你，我真有点不放心。往后，你要多注意身体，多活几年……”她吐露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泪凝成。牢牢绾在谭秀英心上的情结，渐渐松开，走了。她结束了自己艰难疲惫的生命历程，他的生活也从此而改变。

〖一世忠贞出名门，秀洁冰清，甘做贤妻良母。

半生坎坷临逆境，英姿依旧，堪赞劳苦功高。〗

这是梨园行写的一副挽联，也是对她的概括和评价。我注意到：上、下联分别嵌入了“秀”、“英”二字。

因为写叶盛长往事，我和叶盛长之子、颇有成就的京剧武生演员叶金援成了朋友。一次聚会，我问他：“你父亲可真是漂亮呀。有很多女人跟他要好吧？”

他笑了，点点头。

我说：“那你妈妈知道吗？”

我问到这里，清秀的叶金援突然激动起来。说：“我妈可不简单了，绝非一般女人。她不但知道，还把我爸在外面生的孩子认了回来。母亲说都是叶家人哪！现在每年到父亲的忌日，我们都去。”我知道，在这个“我们”里包括了外面生的叶家儿女。

说到谭鑫培一家的事迹，便是人人称颂的“谭门七代”。所谓“谭门七代”指的是谭家人一连七代都唱戏，而且七代都唱谭派老生。这固然不易，但谭秀英也不易：隐忍了一辈子，可在这个“忍”字里，包含着担当、胸襟、勇气和牺牲。所以，谭秀英的一生丝毫不弱于她的父辈和兄长登台唱戏，原以为大侠才能有的义烈，她这个民间寻常女子却能平淡而行。

谭秀英的为人行事，深深影响了子女，甚至包括儿媳。叶金援夫人小刘，在婆婆患病期间尽心看护，细心伺候。婆婆病逝后，她一个人又把全部家务承担起来，无怨无悔。她说：“在我生活中，婆婆就是我的榜样。”

【梨园一叶】

说到命运，他的结尾比几个哥哥要好些，活到为右派改正的日子，也见到子女的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