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第18/20页）

好在当日叶盛长的戏排在前面。演完了，他去郭先生的小屋小坐。一进门，就惊呆了：原来老俩口正为自己包饺子呐。时值三年饥荒，有两个窝头就是不可多得的美餐了。深受感动的叶盛长说：“干嘛这么破费，我们的伙食还可以，这饺子您留着自己吃吧！”这也是实话，那时剧团的人吃的是农场干部食堂，细粮多，粗粮少，演戏归来，还加一顿夜宵。黄元庆是回民，一场武戏下来，体力消耗大，领导有时还特意犒劳他涮羊肉呢。

郭先生却嗔怪起来：“老五，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诚心诚意给你预备的。想你从小就没受过磕碰，如今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心里真替你难受。大忙我们是帮不上的，这么多年不见，总该让你吃上一顿可口的饭吧。”

今日春来，明朝花谢。叶盛长端着热腾腾的白面饺子，一时哽咽难言。重回首，往事难嗟！

【她是江山】

叶盛长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前一天，把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擦了又擦。他走后，谭秀英用布把那辆自行车裹得严严实实，放在顶柜上。对孩子们说：“你们谁也不许动，这是你们爸爸最喜欢的东西了。”

叶盛长原来是每月二百二十多元工资，劳动教养后，就没了工资，只有三十元的生活费，仅够他自己用的。在叶盛长劳教的四年时间里，家中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了。一个女人带着八个孩子这可怎么过？他们唯一的儿子叶金援告诉我：那时给自己最深的印象，就是母亲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发愣。

儿子问：“妈，您又在想什么啦？”

谭秀英答：“我在想今儿咱们吃什么？明儿咱们卖什么？”

吃饭的时候，能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电扇。”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这是把电扇卖了。

过些日子，又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耳环。”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把自己的首饰卖了。

能卖的都卖了，连陪嫁都典当光了。实在没法子了，她跑到娘家，请求帮助。

每次，哥哥谭富英都没让妹妹空手回去，一边偷偷塞钱，一边悄悄叮嘱：“这钱，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呀，我这儿也不跟家里讲。”叶盛长在外多少年，谭富英就接济了多少年。

丈夫获罪，子女受苦，谭秀英没有丝毫的离恨之心。这个从来不抛头露面的女人，为了等丈夫、养孩子，找到街道工厂，当了一名采购员。

1960年，叶盛长因演出劳累和心情郁闷而突发心脏间歇症。农场领导通知了他的妻子。谭秀英接到电报，即匆匆上路。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弱妇女，背着几十斤重的衣物食品独自行走。路长，夜长，她深一脚，浅一脚，一盏路灯也看不到。

夫妻相见，泪水涟涟，俩人半晌说不出话来。叶盛长见妻子带来那么多的滋补食品和营养品，遂惊问：“咱们哪儿还有钱？买这么些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

谭秀英扭脸不答。

叶盛长追问再三，她才开口：“自你离家，早存的那点家底儿已经耗光了。现在只能卖着吃，所有能换的东西都换了钱。不然，那么多张嘴怎么活呀？”

叶盛长说：“有些东西什么时候也不能动，比如咱老父亲传下来的宝剑。”

“你说晚了，宝剑已经出手了。”

“什么？你把它卖了。”

“不卖，我拿什么给你买东西？”

……

劳动教养期满后，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叶盛长回来。谭秀英知道情况后，跑去找相关领导，理直气壮地说：“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

他回到了北京。夏天清晨胡同里随风吹落的槐花，中午从窗户里飘散出来的菜香，日落时分邻里街坊来回走动的悠闲神情以及那街灯下忽长忽短的身影——这些是他在最孤独时的渴望，又终于呈现在眼前。叶盛长回到了家，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还在。

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

在中国京剧院二团，他唱了几年戏，登台的机会不多，都是配角。熟人见面，客客气气，也冷冷淡淡。叶盛长极大地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管排什么新戏，不管领导把什么角色分配给自己，他二话不说，就都担当起来。“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强求。”

1963年，中国京剧院决定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叶盛长先后担任过王连举、鸠山、小伍长等几个角色，而最后竟连一个小角色也没演成。特别是鸠山一角，他和四哥叶盛兰为了这个角色，花了许多的心思。后得知由毛遂自荐的袁世海出演，叶氏兄弟则把自己的创意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当然，富于想像力的袁世海并非照猫画虎地按叶氏的构思去演，而是沿着花脸的路子创造出另一个鸠山形象。《红灯记》彩排那天，江青坐镇，气氛紧张。叶盛长亲手给袁世海化妆，除了脚下一双马靴是新置的，其余扔按叶盛长设计的扮相。这事儿要搁在从前，他早发脾气了，起码也得找领导说叨说叨。而现在他全忍了，也认了。因为想想自己的身份，实在不能和别人相比，只有听任驱使，无比顺从了。多好的一个演员哪，怎么成了在空中飘荡的风筝，决定命运的线团被革命政权攥得紧紧的。中国京剧院的疏冷与淡漠，让他常常回想起在清河那些忙碌的日子，为什么眼下的现实总偏离当初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