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第4/8页）

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使苏共失去了对苏维埃的控制，它导致政治家和党员不再对苏共中央负责，而对选民负责，导致地方分离主义发展，联盟中央失去权威。这使苏共联邦化，1990年1月立陶宛共产党率先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原来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力量的苏共无法再发挥作用。在这一进程中，俄罗斯共产党的建立既是苏共联邦化的表现，也是苏共党内正统派发展的结果。

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共和国的党组织，实际上苏共依托的就是俄罗斯。在改革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在发展，1989年12月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没有什么作为。要求成立俄罗斯共产党的呼声越来越高，利加乔夫对此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也很难顶住压力，只好放任自流。1990年6月19日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这次会议变成了俄共的成立大会，其党员占苏共的62%。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库普佐夫没有被选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当选者是波洛兹科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建立和党的重心从联盟中央向共和国的转移，主要是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转移，使戈尔巴乔夫无法阻止在苏共党内出现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派”。^{[72]伊万·波洛兹科夫和根纳季·久加诺夫在苏共遭到批判的时刻成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将它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者并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对戈尔巴乔夫持批评的态度，1991年1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指出，改革发生了蜕化，“扩大民主，提高人们福利的改革都还没有实行”。“现在，自由派，如果准确地说，叫做右派或简称反动派，撕下了民主派的假面具。在宣布反共产主义是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便把那些已被推翻阶级的继承人、民族主义者、影子经济的投机分子，即受到苏维埃政权限制的所有人都集合到他们的旗帜下”。“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谈及任何多党制，只有捍卫社会主义改革的苏联共产党。也有为数不多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他们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政治面目，那就是反共产主义。这些集团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是为了与苏联共产党作斗争，是为了夺取政权。我们没有什么公开性。如果说从前是苏联共产党垄断公开性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垄断已归与其对抗力量的一方。正是他们在对社会意识施加自己有腐蚀作用的影响”。^{[73]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政治上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行动上支持叶利钦与联盟争主权，投票赞成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公开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和民主纲领派的文件，承认了党内存在派别；政治局委员向党报告工作的制度在1990年7月党的二十八大上实行了。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对派取得了民众更多的支持，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开始讨好反对派，他公开说民主纲领派拟定的《民主纲领》中有许多建议是合理的，应当吸收进党纲草案中。面对党内主流派的压力，戈尔巴乔夫又同意苏共中央发表《致全苏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说《民主纲领》的起草人和“彻底的民主派”实际上是想把党搞垮，奉行从内部分裂党、使苏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方针，应当与走上同党作斗争之路的人划清界限，同派别集团的组织者划清界限。但是，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戈尔巴乔夫并未想实施。

苏联共产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党内派别林立、思想与路线极度混乱，正确思想和决策难以集中起来，使党本身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凝聚力，它已经没有能力来把握和左右政治局势，更无法带领人民群众前进了。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叶利钦与中央委员会、政府之间的斗争对党的损害很大，特别是叶利钦在党的二十八大上抗议性地退党，对造成党的信任危机和党的瓦解起了不小的作用。1990年3月苏联改行总统制后，党的权力受到进一步削弱，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在1990年下降了一半，叶利钦等人的威信急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