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第2/8页)

[59]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对叶利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叶利钦的发言是不负责任的,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全会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发言的决议》,指出: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叶利钦在1987年10月全会上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党的莫斯科市委会研究叶利钦同志关于解除他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申请,研究此问题时应该考虑到中央全会上所交换的意见。[60]

1987年11月9日叶利钦自杀未遂,11月11日,病中的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硬拉到莫斯科市委会上,这次会议是为了执行十月全会的决议而召开的,讨论解除叶利钦职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和会议的参加者一致谴责叶利钦的立场,指责他怀疑改革;他攻击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立场是冒险主义的;叶利钦在政治上不称职,工作中有严重失误,他的工作作风和所作所为是反民主的和独裁的。会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1988年2月中央全会解除了叶利钦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事件”在苏联引起了轩然大波,雅科夫列夫指出:“整个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事件,它反映了由潜在的意见的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权力的最高层开始以较为明确的形式表明各自的立场。”[61]叶利钦获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被罢官的叶利钦马上变成了一个游离于有70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国内所有不满者的领袖,成了前不久还是其领导成员的那个党的政治反对者……为未来年代的激烈政治斗争和政治对抗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62]在处理叶利钦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过于情绪化,他反感的是叶利钦对中央工作的批评,而在对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看法上双方是一致的,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他无论是对报告,还是对我在报告中阐述的思想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仅如此,他在全会上还发言,表示自己拥护报告,尽管当时并没有建议大家发言表态。”[63]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后来同意和接受了叶利钦的许多看法,在组织上他排除叶利钦等激进派,仍用利加乔夫等人,但在实际措施上他又把叶利钦等人当成推动改革的力量,因此,在叶利钦离开高级领导层后,戈尔巴乔夫跟叶利钦的关系时合时分,当他需要对付正统派或保守派时,往往与叶利钦形成一种联合或同盟的关系。

叶利钦事件有利于利加乔夫等政治局内认为应该加强社会主义信念的一派,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一所高校不知名的女教师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作者反对苏联社会出现的对历史消极现象的揭露,呼吁承认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些党的、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评价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她批评“左派自由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们只谈过去的错误不谈成就的做法,她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这些讨论的主要和最最基本的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作用。”[64]这篇文章实质是主张回到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利加乔夫指使发的,利加乔夫本人说:“正像所有读者一样,我只是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它。”[65]但这篇文章显然与利加乔夫的观点相近,在之后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开始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讨论并支持这篇文章的‘读者代表会议’,在一些州,党的地方报刊转载了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这种做法——转载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只适用于非常重要的党的文件。转载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篇文章被视同这样的文件”。[66]当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回国后他也没注意,但是,局势的发展让戈尔巴乔夫不安,没有人谴责这篇文章,利加乔夫运用这篇文章推行自己的、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同的纲领,因此,戈尔巴乔夫在3月24~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戈尔巴乔夫并不反对刊登这篇文章,他反对政治局某些同志把它当成是标尺,他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在二月全会之后,是企图修正总书记的讲话,修正中央全会的决议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