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最初内涵与实践(第2/5页)

[18]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看成是需要全民参加和推动的事业,希望全民都参加进来,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主人,他强调:“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并提出:“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政治制度的所有潜力,用深刻的民主内容来充实党、苏维埃、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和劳动集体的工作,使社会机体的所有细胞充满新的生命力。”[19]

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不是抛弃社会主义,改革是使社会主义具有新的面貌、消除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因此,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改革开始时,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式是: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戈尔巴乔夫认为,“有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要根据历史经验和客观条件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强有力的促进经济、科技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如何最有效地把计划领导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实践过去和现在都在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这一问题的意义正在不可估量地增长”。[20]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劳动人民主人翁的地位得到真正的落实,社会主义要具有“人的面貌”。

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利、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21]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的基础是民主化,改革的重心是使全部社会生活的广泛的民主化,也就是让民众参与到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来,“只有通过始终如一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我们才可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觉的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22]关于如何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没有“现成处方”,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戈尔巴乔夫否定苏联传统体制中以党代政的做法,认为这限制了苏维埃这个就其本质来说是体现广泛民主和公开性的机关发挥积极作用,他提出:“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面临一项极其巨大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全面恢复苏维埃的威信和权力,为苏维埃在改革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条件。”[23]要改变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的做法,“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24]党的机关不再承担经济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党的任务在别的方面——首先是从理论上认识各种过程的意义,及时地把握住矛盾发展中的临界点,校正战略和策略,制定政策和规定实施政策的方式方法,挑选和分配干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改革的进行”。[25]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同时也是为了使苏联的改革不致发生逆转,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以恢复苏维埃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5年苏共4月全会提出“加速战略”,但到1988年夏,加速战略正式宣告失败,苏联的经济并没有好转,苏共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阻碍机制的作用,虽然戈尔巴乔夫一直强调民主化、公开性、人民自治,但政治体制变化不大,大多被当成了宣传口号。面对改革的困境,苏共要寻找新的突破口。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先防止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增多并且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集中在党政领导人手中,这已成为突出的现象”。机构庞大,国家机构官僚化,“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