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发展与实践

中共中央党校 左凤荣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苏联民众对于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通过改革，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外部世界也强烈要求苏联改变政策。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为向世人说明其改革，专门出版了理论性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要改变苏联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为苏联社会主义注入新活力，“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在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1]他要求大家必须克服自己头脑中的保守思想，用新的思维取代旧观念，可以说，“新思维”既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标志性用语，也是其改革的指导思想。}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俄罗斯有的学者并不太关注，如在鲁·格·皮霍亚所著《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一书中，作者甚至没有提到“新思维”这个词和《改革与新思维》这本书，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起因、过程与失败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2]俄罗斯学者索科林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研究较深入，他详细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进程，他的结论是：“新战略带来的后果是与它的提出者相反的和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但是政治民主化不仅扎下根来，而且具有自身的不以戈尔巴乔夫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和分权。苏维埃社会的政治民主化，吸收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模式，可以看成是20世纪主要的历史现象之一。……改革的设计师本人也成了这场源自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和平的政治革命的最后一个牺牲品。”[3]俄罗斯历史学博士、教授亚历山大·加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其实就是将民主的社会主义（它要求建立以团结和社会公正以及得到民主架构和程序保障的坚实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这一尝试的意义大大超过著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者在尚未采取最初的实际步骤以前即被扼杀。很明显，戈尔巴乔夫改革作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综合过程尽管已遭到失败，但改革同时也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4]著名学者斯拉文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断和停止是因为，作为执政党的整个苏共在改革之初没有站在应当解决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去应对时代的挑战。……政治改革应当从改革执政党开始，首先从改革对国内革新进程百般阻挠的党的官僚机关开始。”[5]}

西方学者也很重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苏珊·彼得森将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方案称为“新思维”，而不是单指外交领域，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后便开始了广泛的改革计划，这一改革计划以其主要口号“新思维”或仅仅以术语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而被人们所认识。与重建——停滞的苏联经济的重建——相伴和它的成功所必须的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改革及外交改革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是一个开放苏联社会的尝试，它既通过为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提供日益增长的机会又通过给消费者、职工和企业管理者以更大的权力来实现，新思维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民主化就是给予更自由的选举和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法律制度。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外交政策领域表现为同它的竞争对手关系的缓和以及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撤退。^{[6]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俄罗斯民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尽管俄民众“对整个改革主要持否定态度”，但同时却“又明确肯定改革时期的主要事件和进程”，“如今这一代俄罗斯人对改革的种种事件的评价要比10年前俄罗斯人更加肯定”，并且对改革时期的主要思想和价值观，如“公开性”（77%）、“民主化”（66%）、“新思维”（60%）、“全人类价值”（78%）、“市场经济”（66%）、“加速发展”（69%）、“差额选举”（62%）、“多党制”（58%）、变革（58%）等，都是多数予以肯定的；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是肯定者（42%）多于否定者（27%）。此外，调查中还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如今俄罗斯人对米·戈尔巴乔夫的工作的态度比对改革的总体态度更积极”，也就是说对戈氏本人更肯定一些。调查显示，积极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多是年纪较轻、文化水平较高、生活状况较好，在经济领域较活跃的居民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