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演变（第3/3页）

1972～1982年间，苏共中央在关于电影、新闻、群众政治教育、宣传干部培养、文艺创作等数十个决议中，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强化了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和控制。但由于恪守过去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理论和方针，充其量配以“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作料，所以许多工作除靠行政强制手段加以暂时抑制之外，都往往流于形式而收效甚微。

第三，文化工作方式发生倒退，除没有采取30～40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压外，行政制裁和特定镇压措施不断加强，一些文化工作方法和手段又退回到了1953年以前的传统做法。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个时期距斯大林时期并不遥远，这个时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还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机制和传统都还保留了下来。只是经过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的揭露，这时的领导人已不愿、也不敢再承担这种镇压的责任。不仅政治领导人不愿这样做，就连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也害怕再把自己同贝利亚或叶若夫钉在同一根耻辱柱上。但是面对思想文化界的活跃和一些人的“不轨”行为，仅用党内追究、开除党籍、剥夺公职，又不足以威慑所有人。这样，就需要采取介乎行政处分和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之间的某些中间手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手段得到了某些发展，比如，社会隔离，精神治疗，驱逐出国，剥夺国籍，等等。这些镇压措施比逮捕、审判要精致讲究，也更有效一些，波及更广的范围，扩大了打击面。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待官方认为的“不轨行为”和持不同政见者，除对少数人加以逮捕、关押之外，大多采取了上述手段。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初，苏联思想文化界一些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因发表与当局立场相左的文章，出版为官方不容的著作，举办与官方某人趣味不同的画展，或因主张民族文化独特性、反对强制推广俄语和俄罗斯化等而遭受批判、警告、查禁、行政处分和上述刑事治罪的，人数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数量。

此外，由于斯大林时代造成的与外界的隔绝状态，加上思想理论僵化带来对西方科技发展认识上的滞后以及体制上的障碍，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拖延并扼杀了苏联的科学技术革命。本来苏联学术界认识科技革命重要性的时机并不算晚，早从60年代初苏联学术界就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后来甚至不断催促领导抓科技革命，苏共领导虽在70年代初提出了科技革命问题，但召开专门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却被推延以至停开了，这就在苏联时期最终扼杀了科技革命。

勃列日涅夫时期思想理论的僵化，也扼杀了一切创新和倡导改革的理论。在远离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曾产生过一个主张改革的新商品学派，但却遭到了批判。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院士为首的新历史学派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这位院士的所长职务被撤销。像这种有创新和改革思想的人物和学派，遭受批判、压制和打击的事件，在各部门各学科都曾屡屡发生。

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复旧，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又几乎达到个人崇拜时期的支配地位。这使苏共失去文化上的先进性，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苏共自身的建设，从而也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由于苏联长期是一个意识形态极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其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向决定着它的治国方略和大政方针，而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又把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引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僵硬凝固的道路，这样，它就长期束缚了苏联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把苏联社会推向了危机的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