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冻”与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政策（第3/3页）

其五，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对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不信任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对待“创作知识分子”，即从事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不信任尽管已明显有别于斯大林时期，但这种传统的不信任情绪仍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排斥，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恐惧。由于知识分子是从事文化工作的，特别是“创作知识分子”又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干系最大，因此，对西方和传统文化的排斥，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恐惧，便迁延到了知识分子身上。二是来自苏共领导人的经验实用主义和直感主义。赫鲁晓夫等人文化修养不高，在他们看来，“创作知识分子”总是在搞“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提出的问题“较为困难和不易捉摸”，他们不像科技知识分子那样，是在“为社会的利益而创造实物”，容易捉摸和把握，因而他对创作知识分子有着更多的怀疑和不信任，生怕他们同党争夺意识形态。^{[49]而即使对待科技知识分子，凡为苏共领导人的水平所能理解的即给予支持，否则也加以排斥、打击。这从对待李森科派和摩尔根—孟德尔学派的态度就表现了出来。前一派学者的理论较为简单直观，也较易理解，且符合增加粮食的直接需要；后者高深，难以了解，不易看到潜在的、长远的巨大效益。正是这个缘故，赫鲁晓夫曾说道：“我们需要粮食，他们（指摩尔根—孟德尔学派）却在繁殖苍蝇。”[50]于是，他宁可听信“种粮食”的李森科的谎言，却不愿意采纳“繁殖苍蝇”的科学学派的伟大真理。}

由上可见，赫鲁晓夫在很多地方没能冲出斯大林思维模式和体制的束缚。他像斯大林一样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视为“金科玉律”。他也像斯大林一样奉行“权力越大，知识越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斯大林30～40年代在各个学术领域对各种具体的学术问题下指示、做结论，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上是这样，甚至对草田轮作制、生物遗传学等问题也是这样，这就闹出了许多笑话，引起了严重后果。赫鲁晓夫也有类似的情况。从赫鲁晓夫的文化素质和成长背景看，他只可能从实际工作中感觉并发现斯大林的问题，从客观上对斯大林体制模式作某些冲击，他不可能改变这种体制模式及其僵化的状况。

这样一来，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通过批判个人崇拜，虽然消除了斯大林思想的许多僵化成分，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活力，以新的思想鼓舞了人民群众；虽然用新的文化政策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又重新焕发了人们创造的积极性，但由于赫鲁晓夫及其领导集团的思想局限性，又不可能彻底打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这就限制了苏共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