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冻”与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政策（第2/3页）

这一修改在拓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创造方法和风格流派的存在，这有利于文化艺术多样性的发展。这就使这一时期的文化比较而言，有了一定的包容性、宽容性和多样性。而随着对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加强，科学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在不少方面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这便有利于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所以，赫鲁晓夫时期在科学文化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赫鲁晓夫毕竟是在斯大林思想的熏陶下，为斯大林体制模式塑造出来的。他虽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动者之一，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他反对的与其说是斯大林主义，不如说是斯大林个人。其表现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根源的分析，过多地着眼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方面，而从社会历史根源和体制方面则着眼很少。这就没有彻底打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主义，没有把个人崇拜同苏联体制联系起来，因此在文化领域还保留着许多过去的传统理论、传统体制和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仍像以前一样，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过去时代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没有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同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大家知道，日丹诺夫在30～40年代提出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对苏联文化的发展曾发生有害的影响，而对这一僵化的背离实际的理论，苏共领导一直没有加以触动。正是这个缘故，联共（布）中央1946年的意识形态决议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更有甚者，直到赫鲁晓夫时期还把科学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人为地将它们隔离开来。至于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共同的人类文明成果，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在实践中就难以起步了。

其二，把文化和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提出反对在意识形态上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实际上导致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斥。我们知道，一定的文化虽然总是同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但文化是一个比意识形态广泛得多的概念，绝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二者简单化地混淆在一起。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和苏联理论界仍然没有能够走出这一传统的理论误区。在存在国际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将资本主义文化一概混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将其文化中的人类文明成果也排斥在外。

其三，基本上保留了过去高度集中的强制命令的思想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在赫鲁晓夫时期的一系列文化决策机制中，在苏共领导对许许多多文化、科学和艺术问题的解决办法上，都一一表现了出来。从赫鲁晓夫的言行中可以看出，这种体制在苏共领导人头脑中是没有动摇的。著名电影导演M.罗姆在回忆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描述。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在接见艺术家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及苏共领导应怎样解决文艺争论的问题。他说：这正像上校和将军发生争论一样，上校“很有说服力地讲述了一切，讲得很有说服力”，“将军听啊听着，也仿佛没有什么反驳的话要说。他听烦了上校的话，站起来发话了：‘喂，就是这么回事，你是上校，我是将军。向后转，齐步走！’上校必须向后转，开步走——去执行命令！就是这么回事。你们都是上校，而我呢，很对不起，是位将军。向后转，齐步走！请”。^{[46]请注意，这段话不是赫鲁晓夫在其他非官方场合随便讲的，而是在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数百名文艺界知名人士作总结发言时，讲到党和国家应怎样领导文化艺术问题时，郑重其事说到的。这很能说明苏共领导当时在文化艺术和其他各方面所采取的领导方法，也很形象地表述了他们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赖以运转的管理体制是行政命令式的。}

其四，仍然存在着某些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残余。在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许多重大的文化艺术问题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决定的，领导集体对他并没有多大的束缚力。比如，决定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多尔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在生物遗传学中继续压制“摩尔根—孟德尔学派”而支持李森科，以及其他许多决定，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说了算数的。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遗留从赫鲁晓夫的言论中也可找到很有力的注脚。他在参观马涅日画展时，在反驳雕塑艺术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尼关于他“不懂艺术”一事时说道：对于艺术，“我当矿工那会儿，我是不懂。当我是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按步升迁的每一级上，我都不懂。而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事物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