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2/6页）

这时，还用庸俗社会学的“阶级性”解释一切：30～40年代，马尔的语言学曾大行其道，宣扬语言的“阶级性”。30年代中期，苏联以李森科为代表的伪科学学派开始抬头。当李森科在一次大会上大批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叫喊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科学”时，斯大林带头为他鼓掌。所以，发展到战后初期，非但不能容许摩尔根生物遗传学的存在，还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控制论，甚至当时发展起来的有机化学，统统称为“资产阶级科学”而加以围剿。斯大林思想理论的僵化，助长了苏联伪科学学派的声势，压制了科学学派的成长，这就使苏联的科学缺乏创新，在斯大林时期同世界科学水平拉大了差距。尽管由于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需要，使斯大林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如建立“监狱研究所”等）促进了与重工业以及核武器、火箭导弹和航空航天等军事工业有关的科技的发展，却贻误了农业和其他民用领域科学技术的平衡发展。

30年代最重要的制度性变化是，思想文化走向更加封闭、更加集权。其突出表现是，书报检查制度更加严厉、更加把权力高度集中到党内来。如果说20年代在建立书报检查制度之初，主要是把检查的矛头指向社会，即资产阶级敌对势力，那么，到了30年代，则进一步把检查目标对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一经把这些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党内，问题就发生了变化（再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毕竟针对的是敌人，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但一经把矛头转向党内，性质就完全发生了变化）。严厉监控党内同志，把同志当成“敌人”，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也严重破坏、禁锢了党内的民主生活。

随着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敌对势力的检查，转向对党内反对派和所谓“异己势力”的检查，书报检查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主要由政府行政系统实施监督检查职能的体制，转向了由党的机关直接实施监督检查的高度集中于党内的书报检查体制。1929年1月18日，中央组织局在其《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事实上取消了原先归出版总局实施的审批职权，转变为所有主要杂志只有得到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批准，才能出版；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序时，还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23]

不仅如此。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又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作为代替执行这一任务的机制，设立了由党的机关向出版总局派遣“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文件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其中是这样说的：“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24]

在这次书报检查体制变化的过程中，出版总局的机构大大缩小，而直接受党的机关监督、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样，党的书报检查机关就逐渐取代国家机关而直接行使书报检查职能。出版总局表面上虽然一直存在，还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后来的教育部名下，但实际上经过这次改组，它已被完全纳入了党的书报检查体系，包括它活动的一切方面，从领导人到列入官职名录工作人员的任命，都被置于党的机关的监督之下。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苏联党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多层面的、高度集中的书报检查制度。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说法，这种检查制度要经过5个层级的5种过滤机制：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由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具体实施机关是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则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