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及经过（第3/8页）

与此同时，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形式也由地下发展为公开进行，而且，大家有统一的目标和追求，即批评政治压制和重新斯大林化的倾向，要求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60年代下半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各种各样的思潮、派别组成，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复活‘个人崇拜’，反对完全或者部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反对破坏法制、滥用权力，主张言论自由，实行公开性，维护信息传播自由，抗议对持不同政见者强制施行精神治疗等等。”^{[77]知识界不断抗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反对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并且开始“直接诉求社会舆论的支持”。[78]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А.萨哈罗夫加入保护权利运动行列以后，以及他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此外，这一时期政府不仅加强了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能，组建第五局并使之成为一个专门监视知识分子的机构，而且强化了社会秩序控制，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刑法中，加入190条有关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的条文，加大对印刷和传播私下出版物和所谓危害社会秩序活动的打击力度。}

3.高涨时期（1969～1971年）

这一阶段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第一批维护权利的小组和团体开始出现，运动进入有组织时期。同时，以维护权利为核心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出了自己完整明确的政治主张。1969年，第一个公开的协会“苏联维护人权发起小组”成立，“他们的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保护权利，在保护权利的旗帜下，每一个派别都提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和任务。参加者也学会利用各种手段和工具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79]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图拉、弗拉基米尔、鄂木斯克、喀山、秋明、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等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小组。运动的参加者扩展到社会的所有阶层：工人、军人、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了通常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农民——国营农场的工人。各地运动的联系明显增强，基本上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维护权利组织。此外，维护权利运动的目标进一步深化，既涉及全国的问题，也涉及地方的或者是非官方的问题，而且维护权利的层面也有所扩大。}

私下出版物内容也出现了明显的嬗变，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等题材转变为持不同政见者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纲领性内容。1970年12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通过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收集到的私下出版物分析研究后发现，“‘私下出版物’最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思想上有害的艺术作品的话，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质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以来出现了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这些问题的各种研究报告和文章，它们从各个方面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议论苏共的内外政策，提出各种反对派的活动纲领。”^[80]

同时，伴随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不断发展，持不同政见者表面上的统一性被打破，形成了以罗·麦德维杰夫、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为首的各个主要流派。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内部分歧逐渐加剧，争论日趋激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成熟，因为“不同政见的各个流派和各个集团终于认识到，单是抗议还不够，必须更深入地重新思考他们的‘积极的政纲’。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出现分歧，有时甚至导致彻底的决裂”。^[81]

4.危机时期（1972～1974年）

1972年夏天到1974年，这一时期是持不同政见运动遭到极大困难甚至是某种危机的时期。随着政府放宽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制，国家安全部门也开始允许甚至是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跟随这股浪潮移居西方。强迫持不同政见者移民西方不仅可以削弱反对者营垒的力量，同时也能败坏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声。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国家对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抛弃祖国向往资本主义世界即意味着背叛。正像罗·麦德维杰夫指出的那样，“西方派和人权保卫者中的许多犹太族持不同政见者也加入到这个移民潮。同时，许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的作家、剧作家和画家在当局的默许下，或相反，是在当局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也凭以色列签证移居西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