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斗争（第6/7页）

这么多的领袖挺身为“战胜新经济政策”辩护，所谓“战胜”，归根结底就是取消，而这时候实行新经济政策才两年时间，这时候需要的是宣传和推广新经济政策，而不是鼓吹有朝一日取消它。

与“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相配合的还有“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

1924年5月23～31日召开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作中央政治总结报告，斯大林作中央组织报告，这是列宁去世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出现拉林提出的新名词“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拉林在讨论中央的总结报告时，敏感地捕捉到党的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的情绪发生变化，他援引季诺维也夫报告中“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计划”等，把它概括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对私人商业资本施压的开始。

季诺维也夫在总结报告中说：“新的商业政策和新的合作社政策，是当前两项主要课题”，“当然，所谓新政策是有条件的”。^{[109]资产阶级发展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它正在农村兴起。我们的任务是“为限制他们而斗争”，“在一定限度内为我们所保留的、有调节的、有序的、明文规定并加以监督的贸易自由，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础”。他建议“把私人商业纳入应有的轨道”，改变它对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比重（现在是1∶2），“随同这些措施还要把耐普曼驱逐出莫斯科、国营商业制定严格的规则、制定新的条例让格伯乌便宜行事”。关于富农问题应该注意别在对富农的让步方面搞过头。在农村兴起的有一般的耐普曼——高利贷者、小店主、酿私酒者和批发商人。如果我们能执行正确的商业和合作化政策，那么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将长入社会主义。[110]}

拉林由此得出结论，出现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新的理解，“原则没有变。什么变了呢？那就是我们变富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摆脱战后即3年前的那种贫困，因此我们更加坚决地贯彻我们原则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政策’等等的意义也就在于这种可能性的增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这概括为，我们从旧的、习惯的、允许资产阶级有一定比例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增加对这种允许的限制。我们这里将要做的一切的含义是，我们并不改变原则，而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实施我们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所无法实施的那条路线的可能性。”^{[111]简言之，由于国家变得富一些了，因此有经济实力去加强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了。}

加米涅夫不接受“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手中有法律、税收以及各种管理机关，足以限制新经济政策，没有必要另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主张对资本主义成分（从租让企业到私人零售商业）实行不调和的正面进攻。

古比雪夫说：“说的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斗争双方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相互关系无论如何必须改变，要使商业流通领域出现有利于国营和合作社资本的影响增长。问题就在这里，问题也只能这样提。”^[112]

加里宁在农村工作报告中同样强调农村商品经济在助长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生，认为“实施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一种资本主义关系，意味着私人资本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发展”。他提出，要使私人资本主义沿着对我们最为有利的轨道并在我们严密的全面监督之下发展。^[113]

这些说法的一个共同呼声，就是要千方百计压缩以至取消商品经济，打击以至消灭私商，使社会主义迅速压倒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不过，当时也有另一种较为清醒的声音。5月29日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发言，为私商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其在农村存在的必要性辩护。“农民问题对我党来说有着根本的意义。我们是否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否取消新经济政策，是否能够维持苏维埃政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状况”。他说，有私商和小铺的农村，要比既没有国营商业也没有合作社商业，刚刚开始准备组织这种商业的地区好得多。“既然那里没有合作社，它建立的速度又很慢，那么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工人，有私商比没有任何商业自然要有利一些”。“如果我们用压缩市场作为代价，以国家资本取代私人商业资本，这会是极大的错误，对党极为有害，会推迟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