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国革命的根源

1917年革命的根源存在于俄国历史长期因素（结构）、中期因素（形势）和短期因素（事件）的结合之中，存在于客观前提和主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中。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结构失衡，造成了系统性危机，是革命的客观前提；第一次革命迫使沙皇政权进行改革，曾出现过和平革新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导致了危机加剧的形势，酝酿了新的革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既有矛盾，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事件一步步把俄国引向1917年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历史活动的精英和大众的思想、观念、情绪及行为，一方面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局势和事态的发展。

长期因素：俄国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

1917年革命的深远历史根源，在于俄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由这种特殊性造成的结构性矛盾。

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罗斯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为主要特点、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奠定了使俄罗斯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的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沙皇政权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彼得以东方式的手段来推行俄国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1]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由于改革，俄国的表面生活，尤其是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迅速欧化，但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因改革而欧化，相反加强了东方化的趋势。使用东方式的手段必须依赖东方式的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发展和强化。

再次是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的西方化与下层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作为欧化的受惠者，俄国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为欧化的牺牲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欧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上下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直到19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而90%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2]

俄国欧化进程初期出现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俄国近代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但与沙皇政权的初衷相悖，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欧化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层生活而进入到更深的领域。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改革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层面。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农民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赎买份地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农民的解放也是有条件的，除了土地问题完全按地主的愿望解决之外，农民在完成赎买份地以前仍负有对地主的义务；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以行政权力强化了的村社和连环保制度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封建宗法关系中。俄国走上了一条不平衡的、扭曲的发展道路。

改革使俄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等级关系出现松动，阶级关系逐渐形成。贵族地主虽然保持了他们在封建时代的大部分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他们的等级特权开始受到法律的限制，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垄断也发生动摇。工业资产阶级加快成长，许多市民、农民、职员以及一部分贵族纷纷从事工业活动，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到1870年代末，俄国已有工业企业将近28000家。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也开始形成，它的组成包括原来国有土地和世袭领地上手工工场的农奴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村分化过程中成为无产者的破产农民以及外出打工的贫苦农民。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必然要求发展滞后的政治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专制制度在迈出了从封建农奴制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演变的关键一步之后，不得不继续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制精神，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俄国社会政治生活。1880年代初，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准备成立一个由地方自治代表组成的具有立法咨询性质的全国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