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戴宗和马（第2/3页）

唐初中期在外事上频频取得胜利，马力同样很关键。

赵匡胤兄弟建立北宋帝国，和刘汉、李唐帝国的境遇比起来，有好有坏，坏的地方是幽云十六州已失，北宋帝国无法再像汉、唐帝国一样在北方拥有着大量广阔的牧场。好处是赵家兄弟承接北周家底，并非像刘、李那样白手起家，加之在统一战争中又发了不少横财（在吞并北汉过程中就俘获战马四万余匹），北宋帝国的马事看起来并不像汉唐初期那样窘迫（赵光义在统一中原后便迫不及待地发动收复幽云的战争，也是因为帝国在马力上看起来还算给力）。

北宋帝国在马政上依然沿继汉、唐的基本制度，设置国有化牧场养马。北宋初沿五代旧制设飞龙院管理马事（后改为群牧司，以枢密院使兼领，以重其事），在全国设置了十四个大型国有马场（牧马监）；同时，河湟、陕西、西南等地少数民族居住地也是北宋帝国的战马基地，不用帝国养，掏银子就行（北宋人不缺的就是银子）。

在北宋中前期，马事看起来没有拖帝国的太多后腿，比起汉唐来，执行守外虚内政策的赵氏帝国在马力上的消耗是远远小于前者的。而到了真宗时期，帝国可用的马匹也达二十余万匹，虽远达不到汉唐鼎盛时的水平，但也不能称之为窘迫了。

对于中期的北宋帝国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缺马，而是马无处可用。随着宋辽之间在澶渊之盟后进入长达百年的和平时代，西夏人也开始满足于每年拿拿赵家皇帝的红包，帝国战马的消耗因此日益缩减，需求量当然也日益减少。

在不再需要“马”的仁宗时期，朝廷和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交易也开始萎缩，到后面少数民族兄弟们都知道了北宋人对马不感兴趣。

马不是问题，但是设置在全国的牧马监却是问题，而且还是大大的问题。

马匹的品种退化、数量急剧下降，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是钱，办国有化牧场，太烧钱。

首先，牧马监马少，占地广，花费相当巨大。据统计，河北牧马监平均一马占地一百五十亩，其中广平监的五六千匹马，就占有邢、赵等三州良田一万五千余顷，平均一马占地达二百五十亩至三百亩。包拯做过相关的调查，他指出，漳河南北良田，被水淹毁的有十分之六，其余四分中又有三分是被牧马监占有，他明确提出了帝国牧马争地的严重问题。仁宗时的太常丞叶清臣给赵祯算过这样一笔账，当时全国牧马监存马三四万匹，却占良田共九万余顷，每年的花费达百万缗钱；在牧马监养一匹马，要耗费五百多缗，而向西北的少数民族兄弟们买，只需要二十五缗。

其次，牧马监之马多不合骑用，每“驱至边境，未战而冻死者十八九”。

那为什么不去找西北的兄弟买卖呢？因为帝国“不需要”。

为什么要继续设置牧马监养不死不活、不堪其用的“战马”呢？因为战马是一个国家不能缺少的资源，谁也不敢开口说一个堂堂的帝国可以没有自己的战马基地，何况这是太祖祖制。

有一段时间，多年无战的北宋人想不清楚战马这个资源为什么不能缺少，以及牧马监存在的理由。

而当赵顼上台，想改造这个帝国的气质并富国强兵时，摆在他面前的帝国马事有两个现状：

一是帝国没有战马，要用兵就要用马，而帝国却没有马用。

二是设置在全国各地的牧马监烧钱不出马，对“国有”牧马业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王安石的养马法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横空出世。

二

王安石的养马法，用一句话精简地概括，就是从集团化的国有大规模饲养改成分散的农民小规模饲养。

鼓励民户养马，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想法。早在真宗时期，曹彬之子曹玮知秦州时，便试办了农户养马之法，以补官方牧马之不足，而之后王旦、丁度、宋祁、叶清臣、李中师等人都向仁宗皇帝提出过废牧马监、养马于民的建议。改革马政，也算是呼应了长久以来对帝国改革的呼声。

不管之后旧党们对保马法怎样的深恶痛绝，但是罢设牧马监，采用农户养马有个铁的关键数据摆在那里——成本。

根据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官方的统计数据，农民养马的成本是每匹花费十二点六缗。

这个数据不仅和叶清臣提出的牧马监每马耗资五百缗区别巨大，即使和西北少数民族兄弟开出的购买价二十五缗相比，也节约了近半。

至于民间农户养马的素质如何，能否保障帝国的骑兵们驰骋沙场，这倒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牧马监产出的马素质同样低下，而且农户养马在存活率上肯定远胜国有马（马命就是农户的命，小心翼翼是理所当然），而靠民间养马节省下的钱，足够帝国向西北少数民族兄弟们重新挥舞钞票购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