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新气象，别去翻旧账（第2/3页）

孟子接着来讲具体措施：“方圆一里作为一块井田，每一片井田有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田，另外八百亩分给八家作为私田。这八家共同来耕种公田，先把公田的活儿忙完，再来料理私田，以此来区别百姓和官吏。我这里说的只是一个大概，至于更具体的细节，那就是你们国君和你自己的事了。”

孟子关于井田制的这番话在后世引起了无数纷争。他老人家说得这么有鼻子有眼的，不像是信口开河，可是，这好像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吧？如果说这是乌托邦、太阳城，倒也说得过去，可这是在说历史，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当真存在过？！

如果存在过，又在什么时候呢？

方圆一里能有九百亩地？那时候到底多长是一里，多大是一亩啊？还是有什么别的解释？

这是一笔糊涂账，扯不清。

以前有人说商朝没有发达的农业，所谓“田”，不是指种粮食的农田，而是指可供打猎的区域，商朝人搞狩猎、搞畜牧，所以大都是些肉食主义者。当然，他们也种粮食，但粮食主要不是给人吃的，而是喂牲口用的，粮食的另一项重要用途就是酿酒。

也有人说商朝农业发达，有农官管理下的大规模农业耕作活动，连国王都时不时来凑凑热闹。

还有人说原本真有井田制，后来贵族们不断开垦荒地，新垦的土地形状都不规矩，构不成标准的“井”字，而孟子所谓的“浑蛋国君和贪官污吏一定要去搞乱田界”就是指这种情况。（看，这并不是说他们侵吞老百姓的财产，因为那时候的老百姓也没什么财产。现代人一看这个“经界既正”的说法，恐怕首先就会想到产权明晰，哦，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过科斯定理了？好厉害！不过仔细想想，科斯定理关注的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且实质是说：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产权界定根本就不重要。那么，孟子所谓的“经界既正”还是那么重要吗？产权到底归谁所有真有那么重要吗？呵呵，咱们这时候不妨健忘一下。）

说法众多，我就不挨个儿介绍了，反正发言的都是名家，也各有各的道理。我就重点选一个有趣的说法好了，还是郭沫若，他说《论语》里有一节内容千百年来全被人解释错了。这一节出自《论语·颜渊》：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对这一节，一般的理解是这样的。

鲁哀公问有若：“年成不好，国家用度不够，这可怎么办呢？”

有若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实行‘彻’的税制呢？”

（什么叫“彻”，方才孟子可说过了，这是十分抽一的税率。）

鲁哀公很不理解：“你忽悠我呢是不？我现在十分抽二都不够开销，十分抽一不是开玩笑吗？”

有若的经典回答出台了：“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的用度怎会不够？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又怎么会够？”

千百年来，这一节都被认为是在宣扬仁政，主张“藏富于民”。可郭沫若死活就不理解这个道理，他觉得：鲁哀公把税率都定到十分之二了，这都不够政府开销，有若偏偏劝他减税，一减就是一半，这不明摆着是书生之见吗？

郭沫若说，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原文里的“百姓”和后世所谓的“百姓”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一点我在前边两本书里都有介绍，“百姓”本来是指贵族，贵族才有姓呢。所以，有若所谓的“百姓”是指鲁国的贵族们。

第二，鲁国当时的情况已经是豪门大族瓜分中央政府，鲁国政府是靠三大家族的贡税维持运转，这贡税只是对公田收的，政府对大片的私田一点儿好处都拿不到。

所以，郭沫若的结论是：有若所谓的“彻”，是要鲁哀公撤去公田和私田之分，让大家都大公无私，无论公田还是私田一起纳税。所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贵族们有的是私田，收入肥着呢，把他们这块儿收入通过税收来分一杯羹，国君当然就有钱花了。即便税率从十分之二降到十分之一，但税基大了啊，税收总额还能不跟着大吗？

郭沫若由此还分析出，鲁国以前是有井田制的，但在春秋末年便被废除了。

——这分析有没有道理？

也许有人会说：郭沫若的出发点有问题，他不懂经济学。

不错，减税难道就一定会降低政府收入吗？

我们现在知道：如果画一个坐标，供给和需求曲线不变，只改变税收规模，税收规模越大，无谓损失就越大，但税收收入却会在税收规模到达一个临界点之后变得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