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康时代五代贤君李嗣源（第4/9页）

要说李嗣源也确实是块明君的材料，要换成李存勖，早就听了不耐烦了，找戏子们耍乐去了。李嗣源听后，大为赞赏，说道“这诗写的真好！”便让侍臣抄下这首诗，经常让人念给他听，做为警句。

后来李嗣源得到了一块玉杯，上面刻着几个字：“传国宝万岁杯”，李嗣源很喜欢，并让冯道也欣赏欣赏。可冯道却说：“是宝贝，但只是有形有价的。而无形无价的宝贝却是仁义，只有实行仁政，才能无敌天下。”李嗣源更加高兴。当然这并不是冯道在拍马屁，说的确实这样，仁者无敌，古今皆然。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公认的明君，从谏如流，用贤去恶，他和魏征近乎完美的配合是君权和相权相互制约、有机合作的典范。李世民之所以称为明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魏征的功劳。李嗣源也是如此，虽然他和冯道远远比不上李世民和魏征，但仅凭他们的这些才能已经可以在重武轻文的五代十国时鹤立鸡群了。

冯道的直言敢谏对李嗣源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李嗣源在战乱年代力所能及的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上所做的努力是值得历史肯定的。天成五年（公元 930年）二月，李嗣源把年号改为长兴元年，大郝天下，除了“十恶五逆、屠牛、放火劫舍、合造毒药”等重罪外，赦免其他罪行。牛是小农经济时代生产的头号主力，没有牛“无言的付出”，恢复生产只能是一句空谈。

农业生产仅靠耕牛是不够的，还需要农具，但当时出于战争的考虑，统治者多严禁民间私造农具，而由官府制造然后卖给农民。对于这个弊端，李嗣源也考虑到了，他下诏开放铁禁，允许农民自已打造农具和其他生产用品。

自唐懿宗以来天下大乱，战争频烦，底层人民苦难深重，一直到遇上这位小一号的“唐太宗”李嗣源。象李嗣源这样的人物，在五代中属于“稀有动物”，老百姓自然惊喜交加：可碰上好皇帝了。

虽然封建时代所谓的明君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开明派，他们的本质还是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注定了在历史渐进过程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历史局限性。

历史的局限性并不能成为否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借口，历史总是向前进的，只要历史人物的所做所为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四

自从任圜被李嗣源给罢免之后，安重诲少了一个对头，从此大权独揽。安重诲借机在政治上大搞近亲繁殖，把自己的亲属安排在军事重镇当一把手，却又不允许其他人进入决策圈，这样安重诲就可以安心的做他的二号皇帝。

少了任圜这一极，政治格局的平衡被打破，第一个感觉不对劲的就是李嗣源。面对安重诲咄咄逼人的态势，李嗣源有些后悔，但他做事比较稳当，所以还没怎么发作，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这时在民间忽然流传一个小道消息，说有术士看过安重诲的面相，说他“日后必将大贵”。并说安重诲不久就要率军讨伐淮南，要统一天下云云。有人把这事报告给了李嗣源，李嗣源一听怒不可遏，便把安重诲叫去，责问道：“听说你私建军队，要攻打淮南，这事朕怎么不知道？”

安重诲被李嗣源骂的一头雾水，醒过神来后才大声呼冤：“兴兵讨伐是国家大事，这应该由皇帝做出决定，臣哪敢如此僭越？一定是有人在中伤臣。”李嗣源“哦”了一声，又找来指挥使安从进等人，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安从进和安重诲关系不错，拿自家老小做保安重诲必无反心，李嗣源这才作罢，但对安重诲的疑心越来越重。

安重诲在权力的分配上想吃独食，自然得罪了一大批吃不到美味的人，这些人来头并不比安重诲小，其中李嗣源的义子李从珂和安重诲最不对头。李从珂曾经酒后打过安重诲，虽然醒酒后道歉，但安重诲却记下了这个仇。安重诲对李嗣源的二儿子秦王李从荣（长子李从审死于庄宗时）和三子宋王李从厚从来都是恭敬有加，唯独对李从珂冷眼相待。李从珂自持有功，哪把安重诲放在眼里？也绝不象唐肃宗李亨对高力士这个老太监那样低三下四的喊“阿翁”，安重诲屡次陷害李从珂，甚至构陷李从珂私造兵器意图谋反。李嗣源耳根子一软，便让李从珂勒令归府，软禁起来。安重诲想斩草除根，幸亏王德妃从中周旋，李从珂方才保住性命。

长兴元年（公元 930）九月，东川节度使董璋造反；十月，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也反了。这二位在唐庄宗消灭前蜀后不久便来到任，由于山高路远，加上中原内乱，便想关起门来做大王。董璋和孟知祥各据东西川，互相“礼尚往来”，勾搭成“奸”，相约一起造反。董璋反后，李嗣源派出女婿石敬瑭前去平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