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元璋画像（第2/9页）

根据这些说法，朱元璋这个有史以来出身最低贱的君主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他把中国社会治理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历史的恶作剧似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又隔了三百年，当我们站在现在的历史进程中回望时，朱元璋这个按传统标准算得上伟大的帝王，却如同一尊失却了法力的神像，彩绘和金妆从他那庄严的面容上剥落，丑陋的木胎开始显露，眼眶里射出的是茫然与迷惑。

背景

中国社会从什么时候起陷入了贫穷？至少在公元前300年，孟子的笔下就出现了“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的流亡场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之类悲愤辞句曾屡次出现在《孟子》一书之中。面对着战国以后不断蔓延的贫困现象，孟子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主张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让人民能勉强达到温饱。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这种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挣扎奋斗一生，垂暮之年才能“食肉”，这是多么辛苦的人生，而这样的一生，竟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理想！

然而，自那时起，这种理想好像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据统计，自公元前300年至清朝灭亡的1911年，中国官方文献中共出现过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平均每年出现灾荒1.4次。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时代穿越汉唐宋明。几十个朝代人口统计数字的大起大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祖先承受过的痛苦。几千年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而那些城郭之内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整日思考的主要问题始终是如何控制这些因为贫困和饥饿而心怀不满的百姓。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背景。事实上，直至我出生的20世纪70年代，贫困依然是中国大地上最鲜明的景色。我清楚地记得邻居家的孩子因为偷吃了一块月饼而被家长打得头破血流，清楚记得那时候的农民是如何一年到头不抱希望地在土地上苦熬苦受，却总也得不到温饱。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与其说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一种成绩，不如说是一种悲哀，而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写就的。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朱元璋时，无法忽略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在温文尔雅、充满书香气的上层文化氛围之外，中国社会还一直存在着一个恒定的下层文化场，这种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这一文化场的全部注意力，而诸如人的尊严、价值与美之类的优雅话题不属于它的话语范围。它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没有上层文化那种悠闲雅致空疏繁琐。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同时，在饥饿和自我保护的危机感的逼迫下，道德和良心成了一种可以轻易摆脱的累赘，人们极为现实而残暴地运用一切手段。所以，这种文化带有巨大的生命活力和破坏力。朱元璋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文化背景登上皇位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传统有着浓重的非理性色彩，而现代群体心理学理论关于群体的盲信、易受暗示和蛊惑的学说，也证明了那些拥有强悍人格力度的统治者，常常会让整个国家轻而易举地屈服于自己的个性、爱憎或狂想之下。有时候，一个人的性格会主导整个国家的性格，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这种偶发的影响可能非常久远，成为一种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存在，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摆脱。

朱元璋就是如此。

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至为深远的明初政治，和朱元璋的个性心理密切相关。

朱元璋爱把自己和一千多年前的汉高祖刘邦相比，因为他们都是起自寒微。甚至可以说，正是刘邦的先例，才使朱元璋坐在皇位上能感到些理直气壮，否则他会为自己由一介贱民而登上帝位的合法性而感到忧心忡忡，然而，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本是一个流氓，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为人也放松开朗。他以一个普通百姓，见到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子女，一门心思想住下来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走出“温柔乡”。由此可见其享乐主义的性格。朱元璋则有着强烈的农民本能，他本来对锄头镰刀更感兴趣，从祖辈那里继承的遗传基因使他一直怀抱着“三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质朴理想。在前二十五年穷困至极的生活中，史书上也从未记载他有过什么叛逆性的举动。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否则，他会是一个终生勤勤恳恳、克勤克俭、奉公守法、治家严厉的模范农民，督儿率女，勤耕苦织，一针一线地节俭度日，即使家道充裕了也不会乱花一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