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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东允许用“康济号”将丁汝昌等自决军人的灵柩送到烟台。

“康济号”开出威海卫时，日本诸舰鸣炮吊唁。

清军投降后，残存的北洋舰队诸舰均移交给日本。长期威胁日本的七千三百三十五吨的巨舰“镇远号”，今后将成为日本海军的主力舰。同一型号的“定远号”已经沉入海底。

威海卫遭日军攻击时，李鸿章曾打电报给烟台的刘道含：“有无方法使北洋诸铁舰退避吴淞？铁舰以外船只，沉之亦可。”然而，为时已晚。不但采取不了这种措施，就在发电报的时候（2月7日），旗舰“定远号”已经沉没了。

被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们现在肆无忌惮地谈开了：过去说这些话是要被杀头的。

“这下子可好了，让满洲八旗兵来收拾败局吧！”

“让战争见鬼去吧！说是保卫国家，到底在哪里有咱们该保卫的国家？”

“皇上什么时候御驾亲征？”

“早就亲征了！不过，可不是面向敌人，而是朝西，跑得可快啦！”

“连皇上都这样，这仗能打胜吗？”

“最好把八旗兵开来，让咱们也瞧瞧他们的本事。”

“这里是旗人的国家，和咱们有啥关系！”

败兵们无所顾忌，特别是海军士兵，牢骚多，激昂愤慨。

这时候，钦差大臣刘坤一好不容易来到山海关附近。归他指挥的官兵有一百余营，四万多人。他准备用这些军队攻打被日军占据的海城。

“这是些什么军队？根本不听调度！”

总帅刘坤一只有叹息而已。可想而知，这些军队有多么混乱！把不同系统的部队凑到一起，变成一个整体，不但困难，而且需要时间。

刘坤一被从南京叫到北京，奉命马上出征山海关，但他拖延了出发时间。他是主战论者。有人说，当时和平论者正在抬头，为了打击他们，他在北京做了一些工作。其实，是拨给他的官兵非常差，装备又不好，使他不知所措了。他苦心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们改造成有用的部队，但是，没有立竿见影的好办法。

不管翁同龢怎么劝他，他都不想挂帅。

“这样的军队，我若轻易应承下来，将来要吃不消的！”

直到1月19日，他才勉强动身。

接到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北京的气氛一下子转向赞成媾和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北京城里到处流传。

“你没听说吗？中堂把五百万两银子早早就运回老家安徽了。”

“有钱人都悄悄地溜了。”

“听说都去了上海。”

街头巷尾的议论并不都是谣传。富豪们从北京偷偷溜走，不管怎么遮掩，也会被人看见的。

日本舆论大呼：“进攻北京！”连战连胜的战果使日本举国狂喜。虏获了北洋海军之后，报刊上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这下子，再也不必战战兢兢地害怕英国了！”

清政府终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去日本。当时李鸿章正受着革职留任的处分，朝廷给他恢复了名誉，赏还黄马褂。这是在丁汝昌殉职的次日，即2月13日。

从长崎回国的张荫桓还停留在上海。李鸿章在进京觐见之前，发电报给张荫桓，委托他“推荐精通国际公法、条约法的有胆有识之士”。

张荫桓复电举荐两人——徐寿朋和李经方。

徐寿朋当然很合适。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曾为驻日公使，日语、英语都擅长，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李鸿章本来就打算用李经方做随员，但因为是自己的儿子，难以开口，所以采取了让前任推举的办法。张荫桓在电报中还加了一点说明：“访日时，陆奥外相曾几次询问李经方。”

为使媾和谈判能够顺利地进行，必须准备好各种手段。日本一再打听的人物，当然要编在随员之内。有了张荫桓的推荐，就可以搪塞假公济私的攻击。

李鸿章在天津做了周到的准备，2月21日来到北京，受命之后已过去一周多。

次日，李鸿章入宫，研究媾和条约的原则。正如他所估计的，一天未研究完。

关于割让领土，光绪帝坚决不同意。

李鸿章认为，连威海卫都被日本夺去了，不割让领土怎么能媾和。

朝廷内部还残留着一些强硬论的余波，而且，绝对信任李鸿章的西太后因病没有出面。在同日本谈判之前，李鸿章不得不以宫廷势力为对手，进行初步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