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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临山东半岛尖端荣成湾的荣成，在1月20日失陷。从荣成往西到威海卫，只有五十多公里。

威海卫湾头有个刘公岛，北洋海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日军对威海卫的攻击，在2月4日夜晚开始。攻击用的是水雷艇。中方在海面上设置了防线，但是有间断，日本的第二、第三水雷艇队便从那里挤了进来。第一水雷艇队担当西口的警戒。

北洋海军原是优秀的部队，军官们受过新式训练，水兵们大都是沿海出身，习惯于大海。可是，陆军官兵不断溃逃，使海军官兵的士气急转直下。

日军乘胜前进。水雷艇夜战是日本海军的拿手戏，而清军的六炮台不能予以有效的打击。后来有的外国军事顾问指责：威海卫失陷的主要责任在统领六炮台的刘佩超身上。

2月4日的夜战中，北洋舰队损失了引为自豪的“定远号”。“定远号”漂在海面上，勇敢的水兵们要用它做炮台，坚持战斗下去。可是，在水上不能动的巨舰成了最好的目标，日军炮弹纷纷飞来。

“装好炸药，准备离舰！”听到命令，水兵们离开了军舰。五分钟后，二百五十磅炸药引爆，“定远号”沉了下去。

日本海军损失了两艘水雷艇。

2月5日，日军又来夜袭。

北洋舰队又失掉了“来远号”和“威远号”两舰。

“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

2月5日夜战之后，在“镇远号”上督战的丁汝昌疲惫不堪，上了刘公岛。外国顾问劝他投降，他也认为没必要再伤亡兵员了。

哪怕有一点儿胜利的可能性，他也要战斗下去。可是，他十分清楚，已经完全无望了。继续战斗，只意味着继续糟蹋人命。

外国顾问们说这是“光荣投降”，但是，在中国，没有“光荣投降”这种观念。

英国顾问马格禄明白了丁汝昌的心意，极力劝解：“犯不上去死，你和卫汝贵的情况不同，在这次战役中，你究竟有什么可以责怪的？应当受惩罚的，是那些丢掉炮台的陆军将军们，还有那些不派一兵一卒前来救援的巡抚们！你孤立无援，无法再打下去，这是谁都一目了然的。要活下去，不必寻死，你和卫汝贵不一样，投降后会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丁汝昌摇头。

马格禄还说：“等送还俘虏时，你还是免不了死罪，干脆亡命去美国。清政府正委托美国办理媾和的事，提督亡命那里，是不会提出抗议的。”

丁汝昌的脑海里，一幕幕地浮现出那年率领北洋舰队，到日本做友好访问的情景。宴会，拜访，结识的朋友们……正跟他战斗的伊东中将，就是在那时认识的同行。在他的记忆中，日本是一个非常静谧的国度。

真想活下去啊！这种强烈的愿望在他心灵深处隐藏着，大概是对人生的眷恋吧。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他挺起胸膛，向马格禄说道：“作为军人，最后落一个投降的下场，我实在受不了。可是，不正式投降，就白白损伤人命……我死之后，用我的官印，用我的名义，写投降书吧！我自己是捺不了这印的……”

提督的眼睛湿润了，但终于没涌出泪水。

2月12日下午，丁汝昌服毒自杀。地点在刘公岛军营中，所用的毒物是鸦片。副司令刘步蟾在他之前自杀。与丁汝昌同时自杀的还有记名总兵张文宣。张文宣是李鸿章的外甥、有名的炮手。副将杨用霖用手枪击穿头部，也自杀而死。

北洋舰队炮舰“镇北号”挂起白旗，递交了降书——

本提督前接佐世保司令长官来简，因两国处于交战之中，至今未做答复。

本提督之意，沉舰决战，直至人尽而后已，但为保全生灵，愿乞休战。威海卫现有舰队及刘公岛、炮台兵器，均献于贵国。希勿伤害陆、海军内之外国官员、兵勇、人民等生命，允其归乡，是所切望。

如蒙允许，希以英国舰队司令长官作证。

为此照会贵司令长官。查照后请即日回答。此旨照会。

革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 丁汝昌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降书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误写成“佐世保司令长官”。

伊东复函：“前已谈及，为贵官一身之安全及贵国将来之利益，请来我国，等待战争之结局，是否合乎尊意？如贵官光临敝国，自当竭尽礼遇，致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