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春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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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是等闲之辈，他早就看清，不割让领土是根本媾和不成的。但是，光绪帝在2月22日召见他时，却坚决主张不能割让领土。

割让领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李鸿章在条约上签字盖章，他将遭到可怕的一致攻击。

“卖国贼！”

“只知道惧怕日本，唯唯诺诺地顺从对方的主张！”

“没有骨气的孱头官僚！”

所有的指摘都会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三十五人的弹劾中就说：“昏庸骄蹇、丧心误国之李鸿章……”他们还说，李鸿章把白银数百万两寄存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李经方在日本开有三处贸易商行，因此他“闻败则喜，闻胜则忧”。

以屈辱的条件签署条约，肯定要招来劈头盖脸的辱骂。人们会说：“怎么样？不出所料！”为堵住这股巨浪，必须先来一番强硬的发言，把这发言留在记录里，作为证据，表明他并非一出场就软弱、卑怯。

李鸿章要求强硬派的翁同龢同去。让这位皇上的师傅实际体验一下，光凭嘴头的英勇不屈，出外能否办得成外交。有强硬派加入代表团，也会减轻一些对他的攻击。

“假如我原先就参与外交活动，这次决不推辞。可是，现在，我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绝不该同行。”翁同龢拒绝道。

李鸿章从对方嘴里得到了一句“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的证言。一无所知的人，事后就没有资格说短论长。

“原来如此！”李鸿章被翁同龢回绝，似乎很遗憾，“这事并不很难。割地是绝对不行的，日本若不答应，我就立刻回国来。”

李鸿章居然主张不割地，把总理衙门里担任外交工作的孙毓汶和徐用仪弄得莫名其妙。

“不割地，能讲和吗？”

“可能的话，我倒是赞成，不过……”

面对强硬的主张，只有他们两人发言。由于事关重大，其他重臣都不敢随便置喙。翁同龢日记里记载这次御前会议的情形是“群公默默”，看来是一个相当扫兴的场面。

翁同龢说道：“赔款多少都行，就是割地不行！”

“户部大约能筹措出多少银子来？”李鸿章提醒似的问道，户部尚书不是别人，就是翁同龢。

在这次会议上，李鸿章还提出，有必要探询一下列强，特别是英国和俄国的意向。

于是，向驻在北京的各国公使馆进行了探询，同时又让驻外使节调查外国有无干涉的可能。

各国的反应都极其冷淡。

德国公使说：“或是迁都，或是割地！”

迁都，就是放弃北京，迁至西安。是彻底抗战，还是割让领土？二者必取其一。不过，北京被占领，即使彻底抗战，恐怕也没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冷静地想想，似乎只有割让领土才能解决问题。终于，从宫廷里传出来这样的声音：“也只好割让领土了！”

这种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正是李鸿章所期待的。

台湾和辽东半岛——日本要求割让这两地的消息，当时已人人皆知。

接替刘坤一为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从江宁向总理衙门发来电报，为民请命：“决不要放弃台湾！”

台湾是物产丰富的地方，与福建、浙江相距不远，把它交给敌人，南洋（中国南部沿海）必将永远受其掣肘。为国家计，这是巨大的损失。那么，怎么办呢？与其割让给日本，不如用台湾做抵押借债，借给英国最为理想。一旦英国对台湾持有了权利，它就会为我们防卫日本的入侵。——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张之洞却奉为“奇策”，急忙往北京发电报。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中，为铺设北京到汉口之间的铁路、建设钢铁厂和纺织厂等，同侨居美国的容闳商量过引进外资。容闳曾就学澳门的马礼逊学校，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当过曾国藩的顾问。后来入了美国籍，对故国近代化仍极为关心。

当张之洞问及引进外资时，容闳曾复电说：“以台湾做抵押，可借到十亿美元。”他的话很可能带有幽默的味道，但张之洞却牢记在心。用领土做抵押固然是不容许的，可现在这领土将被割让，事态紧急，就有了研究的余地。

这样，既能筹措出战争赔款，又能把英国拉进台湾防卫中来，岂不是一举两得？这正是古代兵法家所说的“远交近攻之策”。

2月28日总理衙门接到张之洞的电报，立刻找英国公使试探。

“我很有把握地奉告，这件事实现的可能性等于零。”英国公使答复得这么快，可知这是一个不值得研究之策。

李鸿章接到张之洞电报的抄件，只说了一句：“简直是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