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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您没当上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用英语说道。

伍廷芳是广东人，年轻时曾赴香港在英国人办的法律学校学法律，后来又去美国留过学。

“哎呀，我怎么行……像刚才说的那样，我完全不够资格。”伍廷芳答道。

“不，您是法律专家，今天问题之所在，您最明白。如果由最明白法律的您直接来谈判，或许事情就好办得多。”

“恐怕是一样吧！”

法律专家伍廷芳清楚，清政府的全权委任书的确有问题，但那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可以随后补齐，并不妨碍先进入谈判阶段，这在外交活动中也不乏先例。伍廷芳看穿了日本是想再打击中国一次。袁世凯靠直觉，而伍廷芳是凭法学家的眼睛及所处的外交地位来观察。

伊藤苦笑了。他明白，今天为拖延时日耍的把戏被伍廷芳看穿了。他想起十年前在天津谈判朝鲜问题时，曾被伍廷芳从法律的角度顶得张口结舌。

那时的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了从朝鲜同时撤兵，将来派兵之际相互通告。结果，依据这个条约却产生了这次战争。

“请转告中堂。”伊藤说道。

“转告什么呢？”

“这次中断谈判，绝不是因为日本好战，务请说清楚。我盼望两国尽早恢复和平。这次谈判虽然中断了，但具备合法资格的全权代表来日本时，我们将高兴地再次开始谈判……嗯，因为同阁下是老相识了，所以才说了这番话。不是正式发言，就不必告诉那两位全权大臣了，算我们两个人的悄悄话吧。”

“明白了，谢谢，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是不是这次全权大臣的官位和名望不够，让您不满意？”

“不，不是，若持有完备的全权委任状，我是不能拒绝举行谈判的。当然，代表的爵位、名望越高就越好些。老实说，最好是国政的最高负责人，如中堂或者恭亲王。他们当全权大臣，我们甚至愿意前去谈判。因为同地位最高的人会谈，就不会成为纸上空谈，能负责到底，彻底实行。”

“我全明白了，一定转告给中堂。”

伊藤和伍廷芳的私谈结束了。表面上只是几句简短的应酬语，但伍廷芳立刻明白了，这是希望李鸿章亲自出马的意思。

1月5日，张荫桓、邵友濂两大臣曾接到敕谕，其中言及：“凡日本所请各节，均着随时电奏，候旨遵行。其于国体有碍及中国力有未逮之事，该大臣不得擅行允许。”

日方要求中方使节团早日离开广岛，理由是这里乃大本营所在地。

张荫桓等人不得已迁到长崎，2月12日从长崎归国。

这简直是“驱逐”。

清政府两大臣访日期间，威海卫形势紧急。

那年除夕是阳历1月25日，日军在1月20日攻陷山东荣成，这是进攻威海卫的准备。李鸿章给丁汝昌发电报：“日军拟除夕、正月初一攻击我军，年末、年初不可如例年……奋心血战。”

1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向丁汝昌发出“劝降书”，是委托在威海卫海域的英国军舰“塞万号”带去的，用的是英文。开头写道：

谨呈一书致丁提督阁下：事局之变，致使仆与阁下互为敌对，何其不幸！然今日之战，乃国与国之战，非个人结仇也。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

这是一篇有名的劝降书，说中国陆、海军连败，绝非君臣某一个人之罪，其原因乃是墨守陈旧政治之弊。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抛弃旧政治，逐渐崛起。最后，劝诱丁汝昌逃亡日本，以期东山再起。

贵国曾有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先例。在我国，如榎本海军中将、大岛枢密顾问官，虽举叛旗，终得赦免，且位居显要，不屈才干。战败乃旧政治之结果，非阁下责任。应留有余力，以图他日……

丁汝昌当然不听这种劝告，把劝降书原封不动寄给了天津的李鸿章。

这时，李鸿章的电报到了：“如水师之力不支，莫若出海一战如何？若能取胜，可使铁甲舰退避烟台，蓄积战力……”

因旅顺失陷，12月17日朝廷做出决定，查问丁汝昌，被李鸿章反对：“威海卫处于与敌人对峙的第一线，防备最为紧要，我认为应当暂缓议处，等有了适当的继任者，再查问不迟。”

新任钦差大臣刘坤一正指挥江南军向山东半岛转移，他也认为“应当暂缓对丁汝昌的处分，令其立功赎罪”。

海军人才少，若以旅顺之败问罪丁汝昌，则找不到后任。丁汝昌的脑袋险乎哉！

陆军很容易找到胜任者，所以败将卫汝贵的命运就悲惨了。“临敌退缩，贻误大局，即行处决。”1月16日，卫汝贵被斩首。

丁汝昌咬紧嘴唇，心想：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像卫汝贵那样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