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旅顺失陷以前，清廷已出现动摇。当日军越过鸭绿江，开始占领辽东各地时，恭亲王奕䜣就觉得不考虑讲和不行了。

主战派的翁同龢和李鸿藻陛见光绪帝，痛哭流涕，建言力战。

恭亲王心想：如果有希望获胜，战一下也未尝不可，然而，明知无望取胜，还继续战下去，那只会导致亡国。难道他们不怕亡国？

他是咸丰帝的弟弟，同咸丰帝一起长大，格外亲近，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帮助哥哥渡过难关。西太后是他的兄嫂。

西太后能掌握实权，应该说他的功劳最大。他拥戴年幼的同治帝，向企图夺取实权的怡亲王和郑亲王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西太后的摄政体制。但也正因为如此，西太后总觉得他碍眼，渐渐疏远他，终于在十年前把他撵下台。

这次起用，可能是由于重新评价了他同外国办交涉的实绩。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同英、法两国的交涉就全凭二十八岁的恭亲王。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交部，就在那个时候。

从那以后，恭亲王就成了清政府的外交代表。

事隔十年，西太后又把他抬上政治舞台。恭亲王明白她的用意。从前他曾统率过神机营，但现在他在军界的影响几乎等于零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发挥同英、法两国办外交的经验而已。

恭亲王号乐道主人，喜欢作诗。九月二十九日，他被起用为总署大臣，成为他创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员。

复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交涉同日本停战。擅长外交的恭亲王当然要从探询各国的调停着手。

赔偿战费，朝鲜独立，这两项无论如何也得承认。必然会遭到主战派的猛烈攻击，恭亲王也早有准备。

外交是交易，长期的外交生活使他体会了这一点。既然是交易，战败国就必须让步。

恭亲王把自己家的庭园叫“鉴园”，里面有楼台亭阁，人工美远远胜过自然美。

他透过书房窗户，凝望着那条穿过庭园的白沙甬路，拿起笔来。

他要起草电文，要求驻在外国的公使们向各国有威望的人做工作，委托他们调停战事。

公使只有三人，即龚照瑗、许景澄、杨儒。龚兼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许兼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杨兼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

恭亲王犹豫了很长时间，写了勾，勾了写。仿佛那条白色甬路鼓励了他，终于挺起身来，写完了电稿。

具体的让步条件是否也写在电文里，他曾犹豫了好半天，最后决定还是不写为好。

公函是要长期保存的，把自己提出的屈辱让步留之久远，那可不光彩。不过，不写上条件，对方也无从着手，拍去的电报岂不等于放空炮？不，也有不放空炮的办法。

恭亲王把没写出条件的电报发给驻外公使们，至于条件，用口头向驻在北京的各国公使传达。公使们一定会把这个条件电告本国。外国也许要保存电文，但那是外国的事。可惜电文中一定会有前言“据恭亲王说……”之类，是无法让他们删掉的。

趁自己还没改变主意，他叫来秘书，说道：“发出这份电报，然后与各国公使馆联系一下，我要走访。”

他遍访各国公使，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美国公使田贝。

田贝认为，清朝政治体制的存续，对美利坚合众国是有利的。因此，如有崩溃之虞，必须伸出援助之手。这当然是从美国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

美国政府接到驻清公使田贝的电报后，向驻日公使谭恩发出训令，让他调解日清战争之事。

11月6日，第二军攻陷大连的前夕，美国公使谭恩会晤了陆奥外相。

陆奥认为讲和之机尚未成熟，清廷内部的主战派还很强硬。战争迟早要停止，但不一定非要第三国从中调解不可。这是胜者对败者的关系，讲和是极容易进行的。不过，有一个国家站在中间传话，可能比较方便些。这个角色，与其让在中国权益甚多的英国担当，不如让美国担当更合适。想到这里，陆奥改变了原先打算拖下去的想法，立刻提交阁议。经过天皇批准，向美国公使谭恩递交了如下备忘录：

对美国政府愿为日、中两国和睦执调解之劳的厚意，日本政府表示感谢。自交战以来，帝国军势节节胜利，至今更无须友邦为停止战争而奔走。然帝国政府亦决不乘此战胜之机，超越限度，以逞私欲。唯清政府尚未直接向帝国政府求和，则帝国政府不认为已达限度。

这份备忘录是官方文件，陆奥在递交时又补充说：“老实说，假如我们公开提出烦劳美国为日、中两国调停，必将引起其他国家不满。他们会责备日本，为什么选中了美国？那时候我们也难以解释。所以，希望暂时不要将此事声扬出去。等到清政府主动求和时，美国可乘两国相互交换意见时便宜行事。日本政府则全赖贵国提携。”